偽滿洲國的源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東三省，其所屬的關東軍開始快速地實施先前所制定建立傀儡政權的方案。而在1932年3月9日，末代皇帝溥儀就在日本的幫助之下，在長春成立了滿洲國。1932年9月1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滿洲國總理鄭孝胥在長春簽訂日滿議定書，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由於當時國際社會普遍不予承認，所以即被稱為偽滿洲國。出於輿論宣傳的目的，當時的日本在1946年編撰的滿洲建國十年史中，表明即有23個國家承認偽滿洲國，其中就包括了梵蒂岡。因此直接產生了梵蒂岡是否承認滿洲國的問題，焦點在於梵蒂岡和偽滿洲國之間是否存在正式官方的外交關係。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界圍繞著教廷與納粹的關係的批評與質疑，令教廷和滿洲國的關係同樣備受爭議。
 

爭議，存在於兩個方面。首先，基於梵蒂岡承認偽滿洲國的因素下，認為羅馬教廷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傷害了中華民國。其二，對於梵蒂岡承認偽滿洲國與否存在很深的質疑。當然，爭議的兩個方面之間彼此相關，這一相關性事實上也突顯了澄清後者的重要性。
 

一直以來，梵蒂岡是否承認偽滿洲國的爭議，沒能得到澄清的原因，在於諸多歷史細節上的模糊性和可查閱文獻的缺乏。這使得學界在涉及這些問題上只能不斷重複引用含義模糊或不明確的資料，難以推進對事實的闡述。
 

這個狀況，在2006年發生了改變。9月15日，教宗本篤十五世正式向外界宣佈開放梵蒂岡秘密檔案館保存的庇護十一世教宗時期的檔案。這個政策上提供的便利使得各方學者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成為現實。同年，梵蒂岡秘密檔案館的內部工作人員喬瓦尼·可可（Giovanni Coco）出版《聖座與滿洲國（1932-1945）》，他利用了該檔案館收藏的至今不讓學者查閱的寶貴資料。僅就文獻史料而言，喬瓦尼·可可的研究無疑是目前最具史學價值的。該著作的出版被認為最終澄清了聖座曾承認滿洲國的謠言：喬瓦尼·可可從容、公正、徹底地證明了，聖座從未承認滿洲國，高德惠主教不是駐滿洲的羅馬教廷代表，他只代表滿洲地區的幾位主教。而教廷承認滿洲國之說，卻是當時日本政府宣傳的謊言。
 

基於這一條件下，將此前國內外、天主教會內外著名學者相互對立的觀點與論證一一列出，再參考2006年以後新發現的資料與已有所突破的研究，通過還原這些爭議，讓這些更完整的地理歷史事件能夠真實還原真相。


全中國學者對羅馬教廷承認偽滿洲國的真實論述

　陳方中和江國雄兩位台灣學者的觀點與大陸學者的觀點雖不盡相同，但也持批評梵蒂岡的態度。首先，陳方中和江國雄認為：教廷從未發表外交文書承認滿洲國，也未派遣任何正式的使節長駐長春，甚至沒有派非正式的宗座代表，只是一個當地的主教，被賦予與當地政府交涉的權力而已。換言之，陳方中和江國雄兩位學者認為，教廷在法理和外交層面上承認滿洲國的證據不足。

　　但是，陳方中和江國雄兩位學者分析了梵蒂岡，作為政教合一實體，在偽滿洲國問題上的利害關係上，特別考慮到教廷在當時的實際影響力：“其實爭論教廷是否承認偽滿洲國没有太大意義，因為所謂的承認或不承認，是一般國與國外交的問題，教廷外交則以宗教問題為主，對教廷而言，在滿洲境內並無一般的世俗利益，她最主要關心的是當地的天主教會。而東北的天主教會，不可避免的必須與控制當地的政府發生關係，而這就是指派高德惠擔任代表負責交涉的最主要原因。但在現實的外交戰場中，教廷外交缺乏實質的後盾，因此就必須考慮外交的主要潮流，不能背離太遠。權衡這兩者，教廷在滿洲國的問題上，採取一種模糊的立場，而且是刻意的模糊，以便留下最大的彈性和解釋空間。
 

　陳方中和江國雄兩位學者之所以得出與大陸學者觀點有所不同的結論，原因在於，他們在援引大陸學者發掘的歷史文獻時，還參考了西方學者針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如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沙百里神父在“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會議報告《梵蒂岡是否與滿洲國建立過外交關係》（Did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nchukuo?）。這篇學術論文的核心觀點是：在日本已實際控制東北的情況下，東北教會與關內教會的聯繫已中斷，日本所控制的偽滿政府也不容許駐華宗座代表對東北教會發號施令。按照教廷的說法，在此情況下，教廷任命了吉林代牧區的高德惠主教，擔任聖座及傳教區派往滿洲國政府交涉的代表。這一派遣是由傳信部委托，而不是國務院，因此其性質限於宗教事務而不是外交關係。
 

　這裏所列舉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的觀點和歷史評價，兩岸的學者們，針對梵蒂岡與滿洲國關係問題的表述雖然不多，但也限於此，如劉明翰先生的《羅馬教皇列傳》中就提到了梵蒂岡承認偽滿洲國的事實。

 

國外學者在梵蒂岡是否承認偽滿洲國問題上的分歧

　在來自羅馬教會可查閱史料文獻缺乏的情況下，海外學者，甚至包括教會內部的學者也只得引證日文文獻和昔日偽滿洲國遺留文獻。因此，他們中多認為梵蒂岡和滿洲國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外交關係。如耶穌會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 Maitre S.J.,1889—1975)，致力於日本天主教研究的簪巴爾別理（Annibale Zambarbieri）等。 裴化行在《中國禮儀》一書中，認為高德惠是梵蒂岡駐滿洲國的宗座代表；而Zambarbieri也認為高德惠是梵蒂岡駐滿洲國的宗座代表，或者是教廷駐滿洲國的官方代表。
 

　當然，也有學者否認梵蒂岡曾經在外交上承認過滿洲國或建立任何實際的外交關係，其代表人物是沙百里神父。作為著名漢學家，天主教會史學家，以及高德惠代牧的同會會士，沙百里神父曾屢次撰文，為同會高德惠主教申辯，並致力為教廷曾承認偽滿洲國的闢謠。其依據的歷史證據是曾先後擔任高德惠代牧的秘書、輔理主教（auxiliary bishop），及吉林教區修院院長（rector of the diocesan seminary of Kirin）的勒梅爾蒙席（Charles Lemaire）的根據記憶整理的備忘錄。 這份12頁的手稿完成於1986年6月16日，是應漢學家、耶穌會士勞達一神父（Fr Laszlo Ladany, S.J.）之約而記錄的，該手稿目前保存於米蘭外方傳教會檔案館。 在該備忘錄中，勒梅爾蒙席明確表示：“梵蒂岡從未承認過滿洲國的合法性，也沒有承認過日本權力的合法性，更沒有承認過溥儀皇帝及其政府大臣們的合法性”。

 

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場

　二次大戰之後，面對教會內外學者們無止盡的爭執，教廷一貫保持的是緘默而慎重。但隨著梵二會議的召開，歷史環境的變化，轉機發生在 2001年。教宗若望·保羅二世在紀念利瑪竇神父進京四百周年之際，提起這段歷史，毫不猶豫地請求中國人民的原諒，儘管當時對這段歷史爭議尚未在學術界最後塵埃落定。他說：歷史真相的追求，務求從容、公正、徹底。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諸位瞭解中國的情況，請一道參與，做出貢獻。我保證，聖座隨時準備在這一研究工作上與大家攜手合作。（續）

 

本文主要參考以劉國鵬所著《重提梵蒂岡是否承認偽滿洲國的歷史爭議》一文，特別引用了其結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