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在他家召開 ，今天是他誕辰130週年的日子

摘要：今天（4月28日），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誕辰130週年的日子。中共一大，便是在他家召開的。因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闖入會場，多數代表及時轉移。隨後當法國巡捕帶著幾名密探趕來進入室內進行搜查時，李漢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語作答，從容應對敵人盤問，化險為夷。 

李漢俊為中共建黨作出了重要貢獻，曾任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代理書記，後於1927年12月17日被反動軍閥殺害。新中國成立後，他被首批追認為革命烈士，毛澤東主席簽署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上寫著「李漢俊在大革命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1952年8月，毛澤東簽發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

「實在是最美滿的天賜品」

李漢俊是湖北潛江人，很有語言天賦，經刻苦學習精通日、英、德、法四國文字。他14歲東渡日本，留學期間飽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並結識一些知名的社會主義者，通過不斷研究和交流，最終認為馬克思學說對中國「實在是最美滿的天賜品」。1918年冬，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懷著救國之志抵達黃浦江畔。

李漢俊

1919年春，李漢俊結識由鄂西來滬的同鄉董必武等，彼此一見如故，過從甚密。在交往中，他介紹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並提供日文版《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和一些日本進步刊物。董必武在《私立武漢中學簡記》中提及：「李漢俊新自日本帝國大學土木系畢業回國，住址與湖北善後協會（按：設於上海霞飛路漁陽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很近，故常與在上海的國民黨員詹大悲、查光佛等來協會閒談。李帶有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日本書刊，我借讀後，逐漸瞭解俄國革命中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1919年6月，孫中山領導創辦的《星期評論》週刊（上海《民國日報》附刊）在滬問世，它有評論、世界大勢、思潮、創作、研究資料、紀事、詩、小說等欄目，為五四時期上海地區重要刊物之一。從8月中旬開始，李漢俊接連在《星期評論》週刊發表文章，如他的《最近上海的罷工風潮》（載于第二十一號）闡述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要懂得自己的「團體權」和「團結」時，強調知識分子應與工人相結合：「我們自身應該從精神上打破『知識階級』四個字的牢獄，圖『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一致團結，並且一致努力，對於『體力勞動者』知識上開發做工夫，然後社會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星期評論》編輯部起先設於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新民里5號，翌年春遷到白爾路（今自忠路）三益里17號，這是李漢俊與哥哥李書城(同盟會元老)的寓所（遺址位於今「翠湖天地」住宅小區）。此後，由李漢俊主持編務，在他與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等努力下，該刊政治傾向更鮮明，成為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之一，被稱為「社會主義刊行品」。

未拆除時的《星期評論》編輯部舊址

1919年9月5日至7日，李漢俊與人合譯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日本山川菊榮著）連載於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其中指出：「俄國革命發生以來，世界形勢日日變化……世界實在向無產階級的解放方面，正在突飛猛進，已經成了一大勢。」他在譯文後面說：「我們中國怎麼樣？———中國決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人家叫我做民黨或革命黨，我應該在這一點有切實的打算。」從中不難看出，他此時已萌生 「仿俄建黨」之想法。

 李漢俊認為中國要趕上世界進步的步伐，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對社會上一些錯誤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批判。1919年10月，他在滬寫給董必武一封長信，表達自己對社會改造的意見，明確表示「我向來不信局部的改良」，「沒有舊的全部破壞，斷沒有新的全部改造」。翌年4月，他接待到訪的《大阪每日新聞》駐滬特派員芥川龍之介、記者村田孜郎，在回答提問時也申明：「當今中國該走什麼路？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共和也非復辟，這般的政治變革是改變不了中國的。過去既已證明瞭這點，現在亦證明瞭這點。那麼，我們該努力去做的唯有社會革命一條路。」因而，《董必武談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提及：「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的『本錢』。」

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至1921年僅在上海的報刊上，李漢俊就發表文章和譯文90多篇，堪稱申城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所以，劉仁靜誇獎他「懂得馬克思主義較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稱讚他是中共黨組織裡「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

 當年「在黨內地位僅次于陳獨秀」

1920年夏，陳獨秀、李漢俊等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多為年富力強的英傑。沈雁冰的《我走過的道路》談到：「我是在1920年10月間，由李漢俊介紹加入共產黨小組。」其中還說，胞弟沈澤民（作家、翻譯家、評論家）「由我介紹加入了共產黨」，「澤民入黨的支部會議，即在我的家裡」。

上世紀20年代初， 李漢俊結婚照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了促進工人運動的開展，創辦《勞動界》週刊，由李漢俊主編。1920年8月17日，他與陳獨秀聯名在上海《民國日報》發布啟事：「同人發起這個週報，宗旨在改良勞動階級的境遇……希望勞動界諸君對於投稿及推銷兩事，大家出力幫忙，好叫本報成一個中國勞動階級有力的言論機關。」他在發刊詞中，更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

《勞動界》週刊第一冊

半年之前，《星期評論》編輯部就邀請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誰知欲進行連載時，該刊因「言論問題」被上海軍閥當局查禁。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誕生後，決定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將此書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出版，經陳獨秀和李漢俊校閱，它於1920年8月在滬問世，陸續被重印近20次。

1920年9月，《新青年》改版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機關刊物，李漢俊是這份月刊的主要編委之一。在編刊的同時，他譯畢德國米里·伊·馬爾西著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由社會主義研究社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二種」出版（翌年由新青年社再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資本論》的通俗讀物，它扼要敘述了馬克思學說中關於商品、價格、剩餘價值及勞動與資本的關係等問題。他在撰寫的序里感嘆：「將馬格斯（按即馬克思）經濟學說，說得這樣平易而又說得這樣得要領的，在西洋書籍中也要以這本為第一。」此書頗受歡迎，成為各地黨組織和團組織成員必讀材料；毛澤東等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則將它列入重要書目，數月便售出200冊。

李漢俊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積極聯絡、推動了各地建立黨組織，李漢俊為此作出許多努力。李達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經過回憶》說：「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係，當時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本年（按即1920年），孫中山在廣州做大元帥，十一月，他邀約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廳長，陳把書記的職務交由李漢俊擔任。」陳望道的《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說：在黨組織的籌建過程中，「做工作比較多的是陳獨秀、李漢俊」，陳獨秀赴粵後，「要緊的事，由李漢俊、楊明齋和我三四人討論」。

 正因如此，包惠僧的《懷念李漢俊先生》曾作出這樣的評價：「中共成立之初，李漢俊在黨內地位僅次于陳獨秀。」

從容應對巡捕、密探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會址系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寓所（1920年秋從白爾路三益里遷居於此）。

1920年夏，李漢俊、李書城（後排左二、左三）與家人在滬合影

7月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會議剛開始，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又匆忙退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判斷此人是密探，建議立即休會，大家迅速分散離開。當天深夜，代表們聚集於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進行商議，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提出轉移到浙江嘉興開會。劉仁靜的《一大瑣憶》說：「我們根據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建議，一大早分批乘火車到嘉興，在南湖租了一隻船，開了一天會，才結束了『一大』。」

中共一大會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因為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開展革命活動多年，已受到監視。據馬林事後向共產國際執行局報告：「在維也納，當我領取去中國的簽證時，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後，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師的幫助下獲釋，並被驅逐出境。維也納警察局將我的護照交給了當地外事局。結果向我打算去的國家一律作了通知……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達上海之後立刻做了登記，完全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馬林在1921年6月抵達申城，先進南京路(今南京東路)的飯店，接著住麥根路（今石門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當局對他的行蹤了如指掌，並曾發函知會荷蘭駐滬領事館。

 代表們撤出會場僅10多分鐘，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車便停在門前，法籍警官質問房主時，李漢俊用熟練的法語泰然應對，此刻巡捕、密探們的氣焰有所收斂，馬虎地搜查一下，悻悻而去。薛文淑（李書城之妻）的《對「一大」情況的點滴回憶》說：「黨的『一大』的召開，當時我並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對革命並無瞭解。而且漢俊和朋友們常常在家聚會，都可稱是開會。我只是記得有一天，一進門就發現天井裡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說，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漢俊）的房間，並說沒有抓人。這時漢俊已不在家，我上樓到他房間看了一下，除了書架上的書比較零亂以外，沒有別的跡象，其他房間老廖說連進都沒有進去。因為書城曾對我說過『你少管漢俊的事』，所以漢俊回來後我沒有問，他也沒有提這件事。後來回想起來，那次可能就是在開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至於李漢俊到底對那些傢伙說了什麼，因他在37歲犧牲，此前未留下回憶資料，但包惠僧的《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披露：「過了約在兩個鐘點的時候，我再回去看看。據漢俊說：有十幾個巡捕和包打聽來搜查了一番，並沒有搜去什麼，他們問我們開什麼會，我答應是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談談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並不是開會。好在他們都知道這是阿哥（按即李書城）公館，最後還說了幾句道歉的話走了。」

原來，籌備中共一大期間，為了方便出入和確保安全，李漢俊參與發起組建公開的新時代叢書社，把它設於即將成為會址的家中，並主持編務。沈雁冰的《我走過的道路》回憶：他在會前「忙于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由於有新時代叢書社的掩護，留下應變的李漢俊得以用出版機構需要召集學者商議出書選題的理由與巡捕、密探們巧妙周旋。既是出版機構，出入的各種人自然不會少，編者、作者在一起談談也順理成章，巡捕、密探們只好不了了之，從而使中共一大化險為夷，代表們轉赴浙江嘉興也更順利。

新時代叢書社的「編輯人」是李大釗、李達、李漢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陳望道、陳獨秀、經亨頤等15人。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曾登載《「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起意編輯這個叢書，不外以下三層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運動」，「為有志研究高深些學問的人們供給下手的途徑」，「節省讀書界的時間與經濟」。同時，公佈新時代叢書社「通信處」為「上海貝勒路樹德里108號轉」（即望志路108號後門弄堂門牌，它與望志路106號後天井相通，同為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寓所）。後來，新時代叢書社「通信處」移至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處。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時代叢書社相繼推出《馬克思學說概要》（施存統譯）、《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施存統譯）、《遺傳論》（周建人譯）、《進化論》（太樸譯）、《婦人和社會主義》（祁森煥譯）、《兒童教育》（沈澤民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夏丏尊、李繼楨譯）等10種書籍。如今，上海圖書館仍收藏「新時代叢書」九種（缺「第二種」），這些書籍均為32開本。

 當年，李漢俊在申城三益里和樹德里的寓所，皆為開展革命活動的場所，他的重要貢獻將被人們銘記。

（本文資料照片由作者提供。題圖為1951年未修復時的中共一大會址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