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簡牘中的社會風貌（考古中國）

　　圖①：長沙郡太守發往臨湘縣廷的下行文書，形製為合檄（部分）。
　　圖②：五一簡中的保任文書。
　　圖③：申請設置「例亭」文書的正面。
　　圖④：申請設置「例亭」文書的背面。
　　圖⑤：「本事」簽牌的正面。簽牌上端的圓孔用以穿繩，可系于成卷的冊書之上。其上所書文字用以顯示卷宗的主要內容。
　　圖⑥：「本事」簽牌的背面。
　　圖片均由楊小亮提供

　　1996年至2011年，在長沙五一廣場及其周邊地區，考古相繼出土了六批竹木簡牘。1996年的走馬樓三國吳簡和1997年的九如齋東漢簡是最早的，2003年前後又出土了走馬樓西漢簡和東牌樓東漢簡。2010年的五一廣場東漢簡和2011年的尚德街東漢簡更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長沙五一廣場，自古以來就是長沙城的中心區域。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廣場為中心建造城邑，並初具規模。秦初，在此設長沙郡，為全國三十六郡之一。西元前202年，西漢在此建立長沙國，在今五一廣場區域築造擴建長沙城。《漢書·地理志》載，長沙國轄臨湘、益陽、湘南等十三縣，臨湘為都城所在，宮署位置仍在五一廣場區域。可以說，長沙建城2000餘年，城市位置未發生遷移，宮署位置從未改變。如今發現成批量的簡牘合情合理。
　　豐富了簡牘的遺存類型
　　東漢時期的簡牘之前一直相對較少。除西北屯戍漢簡和其他地方散見的少量有東漢初期紀年，或根據用語及書體風格推測為東漢以後的簡牘外，極少有東漢中後期之物。因此，五一廣場地區連續出土的東漢中、晚期的簡牘，就顯得彌足珍貴。
　　這些簡牘埋藏環境基本相同，均來自於古井（窖），從而豐富了出土簡牘的遺存類型——井窖簡。它與遺址簡、墓葬簡三足鼎立，並且呈「井噴」之勢，在數量上後來居上。據統計，目前國內出土的井窖簡約有16萬枚左右（含殘簡），占簡牘總數的一半以上。由於古井與古代衙署相關，因而在內容上，井窖簡也多以行政、司法等官府文書為主，與墓葬簡中多見的更引人注目的「典籍」竹書截然不同。正是這些實用性的、內容各有偏重的官府文書類簡牘分批次的出現，讓我們今天可以瞭解古代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在過去20年中，這些簡牘的整理、研究、出版也引領著秦漢、三國、兩晉社會史、經濟史等領域的學術研究。
　　2010年考古發掘的五一廣場東漢簡（以下簡稱五一簡）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一直在進行中。它的時代相對清晰，基本為東漢中期和帝（西元88年）至安帝（西元125年）時期。它的數量更多達6862枚，是迄今為止出土東漢簡牘中數量最多的一批，占到東漢簡牘總數的3%2F4以上。這批簡因為時代相接、性質相同、內容關聯性強，鮮活反映了西元100年前後長沙郡臨湘地區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是從走馬樓西漢簡到三國吳簡的「湖南簡牘文書群」序列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也是東漢中期簡牘的重要例證。
　　反映特定時代的社會風俗
　　五一簡多為長沙郡臨湘縣廷處理各種行政及司法事務的文書。有長沙郡太守府直接下達或轉發的下行文書，也有郡內縣與縣之間往來的平行文書，還有臨湘縣上報太守府的文書底本，因此比其他東漢時期的史料類型更全面，記述也更為詳實和生動。通過全方位的研究，我們可以復原東漢中期臨湘社會的多個側面，發現很多歷史細節。
　　比如每逢旱澇災害之時，朝廷便會頒布一些詔書或法令，以保護糧食生產和供給。五一簡中保留了兩份詔書的摘抄本，一份為永初二年（西元108年），一份為永初四年（西元110年），內容大同小異，前者言「甲戌詔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去年雨水過多，谷傷民飢，當案驗沓召，輕微耗擾，妨奪民時。其復假期，須收秋，毋為煩苛。」大意即告誡、約束主獄官吏，除死刑犯外，斷獄不能妨礙農作時令，目的在於保護勞動力以增加生產。
　　從一些簡中又可知，在向國家繳納租稅的時間內，當地也會在一些平時不易監管的交通要道設置臨時治安崗亭，以保障運輸。為了禁絕糧食浪費，也有禁止民間私釀、私沽、群飲的相關規定。五一簡中多見有對「糜（靡）谷作酒」之吏民的處罰，違反者「罰金二兩」。
　　東漢中後期，流民問題相當嚴重，從五一簡中可知，當時的流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客籍或原籍占著戶口，即「隨人在所占」。這也是安撫流民、增加勞動力的有效手段。五一簡還可以和之前的走馬樓西漢簡、之後的走馬樓三國吳簡進行縱向比較，看出這一制度的演變脈絡。
　　新材料必然帶來新學問
　　簡牘形制是簡牘本體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五一簡中保存有楬、檄、封檢等多種完好的實物形態，包含了簡牘文書的豐富類型，既可視為相關簡牘形制的標本，也啟發了我們的認知。
　　比如富有特色的「合檄」。檄這種文書因為不同的封緘方式和用途分為合檄、板檄等。合檄是上下兩片相合之檄，居延漢簡中未見合檄實物，學界曾推測，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寫在大小相等的兩片木板上，然後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來，再纏上繩子，印上封泥。五一簡提供了實物證據，其上文字自署為「合檄」，從而證實了合檄實際是將小的木板「鑲嵌」在大的有凹槽的木板之上，然後再施以封泥。
　　還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簡牘。比如「君教」木牘。這是一種較寬大的木牘，分三欄書寫，上欄寫「君教」，並有類似於花體的畫押文字「諾」，下二欄為「白事文書」，即直接上報長官無需轉呈的文書，「諾」為長官同意後所作的批示。這種木牘實物在東漢以前的簡牘中並未見到，但在走馬樓吳簡中則多次出現。還有「本事」簽牌。這種簽牌只見於東牌樓東漢簡、五一簡及三國吳簡和樓蘭晉簡，可證東牌樓簡中類似內容簽牌中的「本」字，就是「本事」的省寫。而五一簡中「本事在此中」的表述，正可與《史記》《漢書》中「事在某篇」「事在某傳」等記錄方式相參照，這應該是「史家寫作」和「日常寫作」相互滲透的結果。同時，「君教」木牘及「本事」類簽牌只見於東漢及以後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說明，東漢時期的文書樣式更趨于成熟和程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並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考古工作者還第一次發現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見木俑多見於墓葬，而此「像人」木俑卻與司法程式相關。該木俑「呈站立狀」「整木雕成」。五官僅雕出輪廓，分腿站立。保護人員在對木俑進行脫水保護時，發現俑人身上多個部位有墨書的字，比如左耳後寫有「創一所」三字。研究者認為木俑和爰書一起上報是當時公堂審案的一種方式。在木俑身上標明各處創傷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驗斷案。
　　雖然多為廢棄的簡牘，但與其他東漢簡牘「散亂」的特點不同，五一簡是可以編聯的，因而更具系統性。尤其是木兩行簡，出土時保存狀況較好，從所存的標題簡和冊書的首簡、尾簡及可關聯的簡文觀察，大約存有100餘份冊書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內容。有的竹簡殘斷嚴重，但也是可以編聯的，通過開展更多的綴合、編聯工作，即可恢復出其原本為冊書時的大概樣貌。
　　新材料必然帶來新學問。目前五一簡的整理和資料刊布工作已將近過半，隨著新材料的增多和相關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冊書復原語境下綜合研究的持續展開，必然推進東漢社會的官僚管理體系、司法程式、文書制度、名物訓詁和語言文字等研究，從而使略顯零散的簡牘擺脫「碎片化」的困境，發揮出其蘊藏的重要價值。
　　（作者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