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尤金•奈達博士誕辰110週年
2024-01-01 20:57 作者：馬琳 來源：澳門大學人文學院 閱覽：
今年是美國著名翻譯家、語言學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博士誕辰110週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在這個特殊時刻，讓我們共同緬懷他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奈達博士一生的主要學術活動都圍繞《聖經》翻譯展開。在《聖經》翻譯的過程中，他從實際出發，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譯理論，最終成為翻譯研究的經典之一。奈達博士根據翻譯的本質，於1964年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譯理論。1969年，他將「動態對等」換成「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認為翻譯意味著交流，取決於聽或看譯文的人能瞭解到什麼。按照他的觀點，判斷譯文的優劣不能停留在對應的詞義、文法結構和修辭手段的對比上，重要的是接觸譯文的人有哪種程度的正確理解；因此，談「功能對等」最根本的是必須比較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是怎樣理解原文和譯文的。奈達博士強調，「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原文的資訊。」
奈達博士有關翻譯的定義指明，翻譯不僅是詞彙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翻譯傳達的資訊既有表層詞彙資訊，也有深層的文化資訊。「動態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詞彙對等、句法對等、篇章對等和文體對等。在這四個方面中，他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原文的文化意義，並阻礙文化交流。根據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人們應以動態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文化內涵。他的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其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描寫語言學階段、交際學階段和符號學階段。他的理論本質也從當初的描述性轉變成規約性，為我們建立新的翻譯理論模式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作為語言學翻譯理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奈達博士率先把資訊論、符號學和詮釋學引進了翻譯理論，還在翻譯史上第一個把社會效益（讀者反應）原則納入翻譯標準。這不僅為翻譯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同時使得翻譯學的跨學科橋梁作用更為顯著。在中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介紹得最早、最多，影響也最大；尤其是他提出的開放式翻譯理論原則，打破了中國傳統譯論中靜態分析翻譯的標準，得到了廣大中國翻譯理論家及翻譯工作者的接受。1997年奈達博士曾參加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行的「上外翻譯研討會」；應會議邀請，其忘年之交、中國著名學者周海中教授介紹了奈達博士對翻譯學科的重要貢獻及其學術思想，另外他還介紹了奈達博士對中國譯界的重大影響以及對後學的無私幫助。
奈達博士以其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世界。他單獨或合作出版著作40多部，發表論文250餘篇；另外他還有13本專供《聖經》譯者使用的參考書。他的第一本專著是1946年出版的《<聖經>翻譯》（Bible Translating），最有影響的是1964年出版的《翻譯的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數1969年與查爾斯•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他的豐碩學術成果，是與他兢兢業業、不斷探索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分不開的。雖然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就不斷受到各種質疑和挑戰，但是其理論卻在翻譯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受到了廣泛關注，並且將一直受到關注和研究。
奈達博士青少年時就成為一個基督教徒，並且在教堂里接受「基督為我的救世主」的召喚。但他是一個將學術和宗教嚴格分開的人；他從不在學術場合談論與學術無關的議題。中國翻譯理論家葉子南教授在2011年第5期《中國翻譯》上撰文悼念奈達博士時特地提到此事。由於奈達博士在學術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逝世時，美英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每日電訊報》等都作了報道，並對他的學術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本文來自互聯網，由馬琳收集整理）
尤金•奈達博士(1914－2011)
奈達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以「動態對等」翻譯理論而聞名於世，被譽為「當代翻譯理論之父」。他1914年生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市，1936年畢業於洛杉磯加州大學，1939年于南加州大學以希臘語《聖經新約》的研究獲得碩士學位，1943年於密歇根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接著長期在美國聖經學會（ABS）翻譯部擔任執行秘書，1984年退休後任顧問。奈達博士還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1968年任美國語言學會(LSA)會長。他2011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逝世,享年97歲。奈達博士一生的主要學術活動都圍繞《聖經》翻譯展開。在《聖經》翻譯的過程中，他從實際出發，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譯理論，最終成為翻譯研究的經典之一。奈達博士根據翻譯的本質，於1964年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譯理論。1969年，他將「動態對等」換成「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認為翻譯意味著交流，取決於聽或看譯文的人能瞭解到什麼。按照他的觀點，判斷譯文的優劣不能停留在對應的詞義、文法結構和修辭手段的對比上，重要的是接觸譯文的人有哪種程度的正確理解；因此，談「功能對等」最根本的是必須比較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是怎樣理解原文和譯文的。奈達博士強調，「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原文的資訊。」
奈達博士有關翻譯的定義指明，翻譯不僅是詞彙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翻譯傳達的資訊既有表層詞彙資訊，也有深層的文化資訊。「動態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詞彙對等、句法對等、篇章對等和文體對等。在這四個方面中，他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原文的文化意義，並阻礙文化交流。根據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人們應以動態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文化內涵。他的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其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描寫語言學階段、交際學階段和符號學階段。他的理論本質也從當初的描述性轉變成規約性，為我們建立新的翻譯理論模式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作為語言學翻譯理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奈達博士率先把資訊論、符號學和詮釋學引進了翻譯理論，還在翻譯史上第一個把社會效益（讀者反應）原則納入翻譯標準。這不僅為翻譯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同時使得翻譯學的跨學科橋梁作用更為顯著。在中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介紹得最早、最多，影響也最大；尤其是他提出的開放式翻譯理論原則，打破了中國傳統譯論中靜態分析翻譯的標準，得到了廣大中國翻譯理論家及翻譯工作者的接受。1997年奈達博士曾參加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行的「上外翻譯研討會」；應會議邀請，其忘年之交、中國著名學者周海中教授介紹了奈達博士對翻譯學科的重要貢獻及其學術思想，另外他還介紹了奈達博士對中國譯界的重大影響以及對後學的無私幫助。
奈達博士以其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世界。他單獨或合作出版著作40多部，發表論文250餘篇；另外他還有13本專供《聖經》譯者使用的參考書。他的第一本專著是1946年出版的《<聖經>翻譯》（Bible Translating），最有影響的是1964年出版的《翻譯的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數1969年與查爾斯•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他的豐碩學術成果，是與他兢兢業業、不斷探索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分不開的。雖然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奈達博士的翻譯理論就不斷受到各種質疑和挑戰，但是其理論卻在翻譯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受到了廣泛關注，並且將一直受到關注和研究。
奈達博士青少年時就成為一個基督教徒，並且在教堂里接受「基督為我的救世主」的召喚。但他是一個將學術和宗教嚴格分開的人；他從不在學術場合談論與學術無關的議題。中國翻譯理論家葉子南教授在2011年第5期《中國翻譯》上撰文悼念奈達博士時特地提到此事。由於奈達博士在學術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逝世時，美英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每日電訊報》等都作了報道，並對他的學術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本文來自互聯網，由馬琳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