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英文：Chinese），顧名思義，就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候特指漢族的語言文字。「中文」和「漢語」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文不僅是指口講、耳聽的語言,還包括閱讀和書寫的內容。「中文」與「漢語」兩個概念的差異問題，一直以來，被人們忽略著。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大家庭。除了一些較小的少數民族，他們始終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以外，藏族、滿族、蒙古族、回族等一些較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文字。而這些「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語言文字，都屬「中文」範疇。因此，「中文」並不恆等於「漢語」，或者說「中文」並不一定就是「漢語」。把「漢語」稱做「中文」，用「中文」來代替「漢語」，嚴格說來，是欠準確的。

中文是相對於外國文字的一種叫法，一般特指漢字，即漢語的文字表達形式。但有時廣義的概念也有所擴展，即既包括書寫體系，也包括髮音體系。

關於「中文」的研究

1822年馬禮遜編輯第一部英漢詞典，其《英吉利國字語小引》謂「英文有二十六字母……」，周振鶴教授認為這是「英文」一詞最早出處。馬禮遜譯English language為「英吉利國話」，譯Chinese language為「中國的話」「漢話」，當時「英語」、「漢語」二詞尚未發明。1855年何紫庭序《華英通語》：「吾友子卿……恆慮華言英語，不異北轍南轅」，才有「英語」一詞，至1862年唐廷樞出版《英語集全》，儼然已是正式術語（《「英語」與「英文」的首創權》）。

周君推測馬禮遜造「英文」一詞是從稱滿文為「清文」獲得靈感，40年代周作人也說「漢文」乃與「滿文」對待而生，「至於漢字則是新名詞」（《十堂筆談》）。其實「漢文」很早就有，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記集》談到佛經翻譯時說，「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但這裡的「漢」指「漢朝」。與佛經翻譯相關的還有「漢言」、「秦語」、「秦言」、「晉言」、「唐言」，分別指漢朝、後秦、晉與唐朝的言語。北朝鮮卑統治者稱北方居民為「漢人」、「漢兒」，語言為「漢語」，始有民族和民族語言之義，但也不等於今天中華民族共同語的「漢語」（說見李一氓《試釋漢族》）。1998年韓國發現的元代古本《老乞大》所謂「漢兒言語」，指蒙元時漢矇混合語，明朝以後逐漸消失。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漢字」和「英語」「英文」一樣都是「語言接觸」的結果，並得力於晚清民族主義意識勃興，周作人講的不錯，但他未指出現代意義上「漢文」「漢字」「漢語」三詞的具體由來。我見聞狹窄，不知有無這方面的系統考證。

像漢語、中文、漢字（解放前一度定名為「國字」）、國語、國文、普通話、華語、華文這些常用概念的源流異同，國內不講究無甚大礙，但在好像要「拿來」「送去」並行的今天，「送去」的對象難免疑惑，猝然問起，肩負「送去」使命的人要給出滿意解答，殆非易事。

目前「對外漢語專業」因「全球漢語熱」而走紅，「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簡稱「漢辦」）聲名遠播，「送去」的是「漢語」，英文為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這都沒問題。但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何以不叫「中國話」而叫「漢語」（比如趙元任說他的A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文名應該是《中國話的文法》，呂叔湘卻堅持譯為《漢語口語文法》）？落實到文字為何叫「中文」而非「漢文」？國內大多數「中文系」的全稱為何叫「中國語言文學系」或「漢語言文學系」？外派的究竟是「漢語教師」還是「中文教師」？前者只教外國人說中國話而後者專教他們寫中文嗎？「國語」「國文」只是臺灣地區共同語和書面語嗎？為何錢玄同黎錦熙羅常培等認為「國語運動」從清初劉繼莊就開始了，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不提當時民國？今日之「華」並非只是過去「華夏」、「華族」、「華夷」之「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共和國」也有一個「華」字，外人對中國的某些行為仍被稱為「來華」、「訪華」、「侵華」、「援華」，而「排華」、「反華」、「親華」之「華」，既指本土中國，也包括海外華人。既如此，華語、華文是否只用來稱呼海外華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學？「海外（世界）華文文學」的主體不是既有「老華僑」也有「新移民」嗎？周有光先生說「『國語』和『普通話』這兩個名詞原來都是『通名』，不是『專名』……只有『華語』這個名稱有『專指性』，一聽就知道專指『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可以跟『英語』、『法語』、『日語』等名詞並立使用。把中華民族的共同語定名為『華語』，似乎比較合適」（《關於「大眾普通話」問題》）。他還預言「全世界華人可能在21世紀之末普及華夏共同語華語」（《21世紀的花語和華文》）。這個說法的可接受性究竟怎樣？

2000年版《辭海》「普通話」定義中說：「近幾百年來，由於白話文學和『官話』的傳播，其（按指普通話）規範逐漸明確，影響日益擴大……建國後，普通話得到迅速的推廣和發展。」似乎暗示普通話早於「官話」和「白話文學」，何時得名，何時開始推廣，也很含糊。「普通話」最早可能見於1902年吳汝綸與日本人的一次談話，1904留日學生「演說聯繫會」簡章也有該詞，1906年朱文熊《江蘇新字母》稱「各省通行之話」為「普通話」，這都可能從日語「標準語」而來，30年代瞿秋白也說過「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直到1955年10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次年2月6日周恩來發布《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才有正式定義和開始推廣的確切時間。寫入憲法，則是1982年。這些《辭海》不交代，易生誤解。

「普通話」尚且如此，上述名稱普通內容未必普通的概念更可想而知。40年代呂叔湘先生有感於「國語」「國文」兩詞辨析不易，說「名詞的繁雜，和涵義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來」（《文言和白話》）。現在看來他當年的願望並未完全實現。孔子說：「必也正名乎？」今天「正名」之事或許還不至於「必」，但依據歷史脈絡來「釋名」，無論推廣常識還是解決積累下來的學術難題，倒是值得認真對待。倘有相對公認的結論，印成小冊子，「送去」之時，也就有備無患了。（資料來源：《文匯報》2010年7月13日，作者：郜元寶　）

最早的漢字（中文）: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國的一種古代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有時候也被認為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不過具體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詳略的差異，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辭最為完整，同時也是現存數量最多的時期。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記錄，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稱為中國古代最早的「檔案庫」。目前發現有大約15萬片甲骨，4500多個單字。這些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商代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而且涉及天文、曆法、醫藥等科學技術。從甲骨文已識別的約1500個單字來看，它已具備了「象形、會意、形聲、指事、轉注、假藉」的造字方法，展現了中國文字的獨特魅力。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約西元前16～前10世紀)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文獻。是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稱為契文、 甲骨刻辭、卜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通稱甲骨文。商周帝王由於迷信，凡事都要用龜甲(以龜腹甲為常見)或獸骨 (以牛肩胛骨為常見)進行占卜，然後把占卜的有關事情(如占卜時間、占卜者、占問內容、視兆結果、驗證情況等) 刻在甲骨上，並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見甲骨檔案)。除占卜刻辭外,甲骨文獻中還有少數記事刻辭。甲骨文獻的內容涉及當時天文、曆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 農業、 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是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甲骨文的發現經歷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這有必要先從發生在一個名字叫李成的農民身上說起。這個愚昧的農民對甲骨文的發現有著一段典型的、可笑 的、荒誕而又充滿文化悲愴感的傳說。他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陽縣小屯村人。李成是為了賺錢第一個把「甲骨文」作為藥材運到城裡、傳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裡，毁掉了難以計數的甲骨文字。功耶？罪耶？惟有歷史來定論。

中文文字（漢字）的演變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繫。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繫。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裡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形聲字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合體會意字

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裡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合體記號字

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係。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瞭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佈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澈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