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漢語拼音：jīn wén；英語：Bronzeware Script），中國古代鑄造或刻寫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一般所說的「金文」特指先秦時代的。古代銅器銘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開始。一千年來陸續發現的有銘文的古銅器，為數頗多，屬於先秦時代的就有萬件以上。

金文:周公東征鼎銘文拓本

商代前期銅器上，銘文極為少見，而且一般只有一兩個字。到了商代後期，有銘文的銅器逐漸增多，不過銘文的內容多數仍然很簡單，大多只有一到五六個字。主要記作器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紀年的先人的稱號(如父乙、且乙等)。在商代後期較晚的階段，出現了一些篇幅較長的銘文，但已發現的最長銘文也不過40餘字。西周是銅器銘文的全盛時代。這一時期的銅器銘文不但數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較長。在西周銅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銘文頗為習見，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比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後期的毛公鼎有497字。春秋時代也有長篇銘文，如宋代發現的齊靈公大臣叔弓(或釋「叔夷」)作的鎛，銘文493字。同人所作的編鐘，由7個組成，全文長達501個字。但長篇銘文已不如西周時多見。從已發現銅器的銘文內容看，西周銅器銘文大多數為周王朝貴族、臣僚所作，春秋銅器幾乎都屬於各諸侯國。進入戰國以後，銅器銘文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西周到戰國早期，銅器銘文中習見的內容變化不大，主要是器主敘述作器原由以及祝願子孫保有器物等類的話。1978年在湖北隨縣(現隨州市)的戰國初年的曾侯乙墓，發現好幾套銘文的編鐘。銘文字數近2,800字，內容幾乎全是講音律的。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個特例。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銘文已經變得少見，「物勒工名」式的銘文則大量出現。這類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兵器銘文在這類銘文裡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舊式的長篇銘文在戰國中期以後仍未絕跡。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平山縣發現了西元前4世紀末期的中山王墓（戰國）。墓中出土的鐵足銅鼎銘文長達469字，銅方壺銘文長達450字。

春秋以前，銅器銘文幾乎都是鑄在器物上的。戰國中期以後，則往往是在器物製成後用刀刻出來的，兵器等物上的銘文還往往刻得很草率。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度量衡銅器上的銘文情況比較特殊外，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標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點的簡短銘文。前者如秦孝以18年(前344)所作的商鞅量(商鞅方升)。秦代的詔版也很有名。

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劉敞《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等，皆摹寫銘文、作出考釋；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趙明誠《古器物銘》、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皆有釋文和考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呂大臨《考古圖釋文》、王楚《鐘鼎篆韻》和薛尚功《廣鐘鼎篆韻》，皆按照韻部排列，頗有創見。清代學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發展，如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等，材料不斷增多，釋文考證時有可觀。1937年羅振玉編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銘文4,000多件，印刷精緻，沒有釋文。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許瀚《攀古小廬金文考釋》、吳大徵《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是最大的金文總集。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4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雖不一定準確，也相差不遠。這些字多半可以和《說文解字》相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