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通》，十二卷。舊本或題明張自烈撰，或題清廖文英撰，或題張自烈、廖文英同撰。是一部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的字書。所分部首與梅膺祚《字彙》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內的字次都按筆畫多少來排，這也跟《字彙》一樣，但是《字彙》註釋比較簡單，而《正字通》繁博得多。以楷書為字頭，大抵每字之下先注音，注音先以反切，再施之以直音。次釋義，釋義旁徵博引，資料甚詳。之後列出與該字頭相關的一系列字，並判明與字頭的關係，如俗、通、正、同、譌等等。

《正字通》，署(明)张自烈撰 (清)廖文英续 正字通十二卷

《正字通》是明代一部很重要的正字書，保存了大量俗字異體，有助於瞭解當時的社會用字狀況。惟引書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見於兩部的，都是缺點。

《正字通》，清鈕琇《觚賸·粵觚下》云：「《正字通》出衡山張爾公（自烈）之筆，昆湖（文英）為南康太守，以重貲購刻，弁以己名，實非廖筆。」裘君弘《妙貫堂餘談》也稱文英歿後，其子售版於連帥劉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為自烈書，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諸本互異，蓋由此也。可見《正字通》確是張自烈編。但根據今天所能見到一些本子附有滿文十二字頭，則可斷定這絶非出於明人張自烈手，顯然是廖文英在增益張書時所加。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從震澤吳山愚《復社姓氏考略》卷六所引《西江志》中檢得有關《正字通》著者的資料，不僅進一步確定了此書作者為張自烈，而且搞清了張、廖二人的關係：張自烈晚年因明亡不仕，隱居匡廬，時廖文英為江西南康知府，因仰慕自烈為人，所以張自烈之書最初由他付梓當是極有可能之事。時值清初，廖又添入滿文字母。《正字通》有今日之定本，與廖文英有關是不可否認的，至於《四庫提要總目》認為廖將張書「掩為己有」，當然也事出有因，並非無稽之談。《正字通》前所列諸人《序》，眾口一詞，無不以文英為此書撰者，廖文英自序說得更明白，稱「叨守南康」以來，「少暇，更博采旁稽，出向所闕疑者，與多士共同討論。性復健忘，遇有所得，輒筆記之。閱三年，粗成定本，原以課兒及受業諸生耳」，因「客有請者」，使「公諸寓內」，「顧予俸薄，安能遽受剞劂？會坊人鳩貲就版於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若謂集字學之大成，則予又何敢自信？後有作者，尚精較諸。」儼然以《正字通》原始作者自居，隻字未提張自烈。無怪《觚》、《妙貫堂餘談》、《四庫提要》要斥其剽竊。

由於《正字通》之作者問題尚有上述歧見，所以成書之確切年代頗難確定。現據廖文英自序結題一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孟秋朔日」云云，大致推斷此書成於清康熙之初。

《正字通》有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弘文書院刊本、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吳源起清畏堂刊本以及康熙間秀水王氏芥子園重刻本。

內容與特色

《正字通》較明末梅膺祚《字彙》為晚出，基本上是為補正《字彙》的缺漏和錯誤而作，所以在分部、排列等體例方面一仍《字彙》之舊。《正字通》沿用了《字彙》首創的新部首分類法，將所收三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字分別歸屬二百十四部。全書分為十二集，每集命以地支之名，始於子而終於亥，一集內有再細分上、中、下者。正文前總目中標明每一部收多少字，若所收字數與《字彙》同部所收字數不合，則註明「舊幾宇，今增大字幾，注附增小宇幾」，每一集目標中，註明各部所收字從「幾書至幾畫止」，頗便於查檢。此書還將《字彙》首末卷的各種附録，如「運筆」、「從古」、「遵時」、「古今通用」、「辨似」等一併以《字彙舊本卷首》的名目排列在正文之前，只摒除了《字彙》的《韻法直圖》一項和每部前面的目次表。其凡例和正文中所謂「舊本」、「舊注」之「舊」，即是指《字彙》而言。

《正字通》在編排和說解內容方面，有些地方也改變了《字彙》的原式；又因為它是補正《字彙》的缺點錯誤的，因而也確有許多改進和優於《字彙》的地方。《正字通》之特色，揚榷而言，有如下幾端：

一、雖沿用《字彙》按部分畫的原則，把一個字的古、籀、譌、俗各體分隸各部，但於本字釋文之中將散見各部的異體一一註明，可使讀者同時對異體也一目了然。如刀部十二畫「劃」字釋文分別將篆體「劃」、別體「」、體「」、「」、「」一併列出。

二、對複音詞特別是連綿詞，如「鸚鵡」、「梐枑」、「校朽」、「狻猊』之類的處理，《正字通》一改《字彙》前後兩見、重復説解的弊病，而採取一處詳釋一處略舉的合理方式，使之只見於一處，避免了迭牀架屋。如「狻猊」之義在七畫「狻」字下詳加註解，八畫「猊」字則只注音切，說明「見前『狻』注」。對不同部而相通的字，如口部的「吶」與言部的「訥」，《字彙一的註釋彼此雜見；《正字通》則於「吶」字下解釋兩字的異同，在「訥」字下僅註明「詳見口部『吶』注」。

三、改正《字彙》的誤收、錯說和錯訓，《正字通》凡例云：「舊本有字畫訛省者，有非古文以為古、非俗字以為俗字者，有字同異訓、字異訓同者，有首尾重復自相矛盾者。」其間援證失倫，真偽錯互而為《正字通》指擿糾正者不在少數。如糾正誤收，《字彙》目部收「」、「」二字，《正字通》則在「」字下註：「、並俗字，宜刪。」糾正誤説，如《字彙》手部有『捃」字，注曰：「與『攟』同」，而手部與「攟」通的「攈」字釋文卻又説：「《六書正訛》別作『捃』，非。」《正字通》便在「捃」字釋文中指出：「攈、攟、捃古通，舊本……前後矛盾。」糾正誤訓，如《字彙》訓「嚬」為「笑」，《正字通》口部「嚬」字釋文正讀曰：「『嚬』與言部『』別，未聞訓『嚬』為『笑』者，信如舊注『笑』，則韓昭侯所云「一嚬一笑』猶言『一笑一笑』，西施當是病心而笑，背理甚。」此外，對《字彙》涉及州郡沿革、古今姓氏諸字的缺漏、錯誤或未詳也作了訂補。

四、打破了《字彙》在注音上率由舊章、因循成規的保守思想。作為古音學上清初取得長足進步的反映，《正字通》對宋代以來廣泛流行並有很大影響的「葉音」之說持懷疑否定的態度，除詩歌、銘讚、謡諺葉以外，其他概不載葉音，不照搬《字彙》引《周易》、《禮記》、《釋名》、《白虎通》之類書常強葉其音實際上是違反科學的做法。此外，《字彙》對同字同音，有時採用諸家之說，分注幾個反切，使讀者無所適從；《正字通》對一個字的一個音讀，只註一個反切，減少了糾紛。

五、對所收字的說解不專主一家之言，也不專主漢晉之說。以往字書除引《說文》外，罕採唐以從之書，多隻以漢晉人註釋為根據，而《正字通》凡例則云：「釋經概從馬（融）、鄭（玄）、王（肅）、趙（岐）、程（頤）、朱（熹）、蔡（沉）、陳（淳）諸家傳注，粗通大義。」又云：「凡《法華》、《楞嚴》諸經，及歷代禪宗語録，擇可存者附本注。」《正字通》引書範圍之廣於書前引用書目中可明顯看出，這樣既可擴大知識範圍，又可廣聞異說。兼取眾說並能擇善而從，是《正字通》有別於《字彙》和以往其他字書的地方。例如人部「傳」字的說解，所引《內則》及注，即是全引元人陳澔《禮記集說》之文，沒有再加解釋，這是因為，「傳，移也」雖是鄭玄注，但語焉不詳；孔穎達疏雖加闡釋，亦不甚明瞭。而除陳澔《集說》是兼取註疏而改寫的，言簡意賅，所以引陳注後無需再加說解。不寧唯是，《正字通》在引用經籍原文時，注意了上下文的連貫；並引用原注來說明所引之書，有時還對所引之注再作解釋，使注的意思更明白曉暢。仍以「傳」字釋文為例：「又《內則》：『父母舅姑衣衾、簞、席、枕，凡不傳。』註：「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移置他所也。」

六、注意吸收字義發展演變過程中不斷產生的新義項，包括當時俗語詞中包含的新字義。如近代漢語中「派」字由「水的支流」所引申出的「分配」義乃以往字書所未收，《正字通》則吸收了這一新義項，釋為「物均分曰派」。

由於以上特點，比較《字彙》，《正字通》確有其改進之處，但是也存在不少缺點。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指出的，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實此書一大弊端。例如「方」字、「文」字之釋文皆長達千言，「主」字、「傳」字和「琶」字的說解分別有九百和六百之多。不僅失之太繁，而且其基本內容往往與《字彙》大同小異，只不過增加了引證和解說而已。其次此書「又喜排斥許慎《說文》，尤不免穿鑿附會」。例如人部「候」字註：「呼扣切，音後，伺望也。《釋名》：『候，護也，可以護諸事也。」」其實，「候」義「伺望」，原見《說文》，字本作「倏」。《正字通》先出此本義，本來是很正確的，但偏不出《說文》而引《釋名》之聲訓，其義又不相副。其末還要加說明：「通作『』，《說文》有『』無『候』，互見前『侯』字注。」而「侯」字注仍本《說文》，詳辨「侯」、「候」兩字的區別。實在過於執拗，殊為治文字訓詁者之大病。至於《字彙》引書不出書名、篇名之弊，亦同樣見於《正字通》。崇尚《說文》的清代學者往往十分鄙夷《字彙》、《正字通》一類的書，朱彝尊《汗簡跋》中曾說：「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為兔園冊子，問奇字者歸焉，可為齒冷目張也。」所謂「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正字通》在清代學術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儘管此書當時地位不高，但連四庫館臣也不得不承認由於「《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可見和《字彙》一樣，《正字通》在民間的流行和影響是十分廣泛的。

自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問世以來，中國字書「分別部居不雜廁」的部首分類法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金代韓孝彥、韓道昭《四聲篇海》才對《說文》這一體例進行了一些成績並不很大的改造，改併《說文》五百四十部為四百四十四部；而真正出色地完成部首分類革新的即是受到輕視的《字彙》和《正字通》。《字彙》首創的二百十四部分類為《正字通》所繼承，中國古代字典體式、規模的確立，《正字通》起了重要開基作用。比之《字彙》，《正字通》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後出的《康熙字典》正是在《字彙》、《正字通》奠定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古代字典從形式到內容的革新的。

關於此書的研究著作，清徐文靖《管城碩記》三十卷中有《正字通略記》四卷，今存。另據謝啟昆《小學考》載，清胡宗緒有《正字通芟誤》，收入《桐藝文志》，存佚不明。

作者

張自烈，明季文士，生卒年無考。《四庫提要》於《正字通》條下云：「自烈字爾公，南昌人。」而同書「四書類存目」中有《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云：「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其人時代名字，均與作《正字通》者同，但一作宜春人，一作南昌人，兩縣同隸江西，未審孰是。余嘉錫乃據吳山愚《復社姓氏傳略》卷六所引《西江志》提供的資料：「張自烈，宇爾公，號芑山，宜春人。博物洽聞，著有《四書大全辨》、《古今文辨》、《正字通》十餘種行世。」斷定其籍貫確為宜春（今屬江西省）。關於張自烈之生平行事，《四庫提要》云：「自烈與艾南英為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呶，沒世乃休。」清宜興陳貞慧《書事七則》中有《防亂公揭本末》篇，記明末阮大鋮事云：「乙酉，逮諸生沉壽民、張自烈、沉士柱，凡號為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則張自烈為當時復社文人之流亞無疑矣。所著書除最負盛名的《正字通》和上文涉及者外，尚有《與古人書》二卷、《芑山文集》二十二卷、《芑山詩集》一卷和《諸家辨》，

廖文英，清初人，字百子，號昆湖，連州（今廣東省連縣）人。性通敏，少嗜學，長讀書榕園，年二十筮仕。博涉經史百家，究心理學，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曾主持修纂《南康府誌》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