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英語：Chinese Dialects），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數很少，使用的漢語也比較單純。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或者與異族人發生接觸，漢語就逐漸地發生分化，產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漢語方言是中國境內漢族語言的地域變體，分布區域遼闊。

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

相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朝為三千，西周初期還分封八百諸侯，那時候漢語及其方言的情況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難以具體論述。但中國社會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漢語的方言差別已可以從先秦古籍的記載中得到證實。如在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北方的漢語方言與南方的漢語方言已有相當顯著的差異。秦始皇消滅了各諸侯國，建立起統一的封建帝國，實行「書同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種規定標準字體、使漢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方言的發展，但方言的分歧還是明顯地存在，這在後來西漢揚雄所著《方言》一書中反映得十釐清楚。

根據古書記載，在秦漢以前的上古時代，漢語方言除了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北方話以外，吳方言、粵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經在東南地區逐漸形成。《漢書·地理志》注說：「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廣東、廣西大部）至會稽（今江蘇長江以南、茅山以東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百粵」即「百越」。從《史記》、《漢書》及《呂氏春秋》、《吳越春秋》等書的記載，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漢人居住，但他們的來源地並不一致。在漢人與漢人、漢人與異族人長期接觸的過程中，發生語言的互相影響和融合，逐漸地形成吳、粵、湘等方言。《呂氏春秋·貴直篇》引伍子胥的話說：「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這表明當時北方話的齊語跟南方話的吳語差別已經很大，而吳語、越（粵）語之間的差別還很小。揚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有時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境內的湘方言，或許在上古時期就已形成並從屬於楚語這個南方大方言之內。周秦以後，漢人逐漸南下進入南粵（今廣東、廣西等地），作為交際工具的漢語，一方面由於山川阻隔，交通閉塞，與北方漢語越來越疏遠；另一方面由於民族雜居而引起語言的相互影響和融合，逐漸形成了粵方言。

漢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入居中原，相繼在北方地區建立政權。原來統治北方地區的司馬政權南遷江南，大批漢人也因社會動亂而不斷南遷。在北方地區，漢語和異族語發生了融合，引起漢語面貌的重大變化；在南方地區，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漢語帶到江南，與當地的漢語方言相互影響和滲透，從而使這一時期的漢語出現「南染吳越，北雜夷虜」（《顏氏家訓·音辭篇》）的混雜局面。社會的變動、人民的遷移、民族關係的發展等因素都會推動方言的形成和發展，這在魏晉南北朝急劇的社會變動時期更為明顯。客家方言、閩方言乃至贛方言的形成和發展都與中古以後發生的人口大規模集體遷移密切相關。今天的閩方言地區在秦漢之際就有中原漢人移居，但人數尚少。中原漢人大規模南移入閩是在「五胡十六國」時代，此後漢人進一步成了福建境內居民的主體，他們帶來的當時河南中州一帶的中原漢語，與當地原有漢人所說的漢語乃至異族人所說的語言發生接觸，逐漸地形成了閩方言。贛方言的歷史形成，目前還難以得出準確的論斷。江西在春秋時代位於吳、越、楚三國的交界處，在漢代則介於荆州、揚州之間。據此推測，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當時所使用的漢語，很有可能包括在吳語和楚語的範圍之內，或者與吳語和楚語有很密切的關係。魏晉以後，中原漢人幾次大規模南移，江西為必經之地，當地原有的漢語方言跟被帶進的北方方言互相影響、滲透和吸收，形成既不同於吳、粵方言，又不同於北方方言的贛語。

漢語方言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是不間斷的、漸變性的。現代漢語方言較之古代漢語方言，面貌已大不一樣，如同現代漢語共同語的面貌有別於古代漢語共同語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語言發展的大量事實表明，漢語方言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向作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靠攏，普通話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規範形式必將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

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區

漢語方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程度的差異，從而構成了不同的方言區屬。

漢語方言分區的層次

方言分區是不同語言的劃分，有別於地理上、行政上的分區。不同方言可以同在一個地理區域內，同一方言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中。根據親、疏的程度把不同的方言劃歸不同的層次：方言區、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點。最高的一個層次通常稱為方言區，例如官話方言區、吳方言區、粵方言區等；同一個方言區中的方言又可作第2層次的區分，通常稱為方言片或次方言，例如閩方言區的方言又可以分閩南方言片、閩東方言片、閩北方言片等；方言片下面還可以有第3、第4層次的劃分，第3層次稱小片，第4層次稱點。官話方言地域分布特別廣，使用人口特別多，《中國語言地圖集》把它作為一個「方言大區」來劃分，所以多了一個層次。

漢語方言分區的依據

語言特徵是方言分區最主要的依據。一種方言有別於其他方言，首先從語言差別中表現出來，而在這個方言內部，與之同屬一個方言區（片、小片）的，必然又都明顯地存在著一致性。方言間的一致性因素是體現某個方言的基本特徵，也是分別方言區屬的重要依據。

在選取語音特徵區分方言時，除聲、韻、調三方面的特徵外，還要注意某些整體性的特徵。例如音節結構上的特徵，什麼樣的聲母能和什麼樣的韻母拼合，各地方言很不一樣。又如口語音和讀書音在某些方言中異讀現象很豐富，文讀和白讀幾乎形成雙軌的局面。再如連續時聲母、韻母、聲調會產生變化。這些都可以作為劃分方言的依據。劃分方言除考慮語音方面的依據外，還要同時考慮詞彙、文法方面的因素，只要具有典型性，能夠對方言的劃分產生積極效果的，都可以加以利用。

從七大方言區到十大方言區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國內最流行的是漢語「八大方言」說，即把漢語方言分為北方方言區、吳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客家方言區、粵方言區、閩南方言區和閩北方言區。後來方言工作者根據日益增多的漢語方言調查結果，感到八大方言中的閩南、閩北兩區宜合併為一個方言區，再在第2層次中區分若干個次方言或方言片，其餘六區仍然照舊，於是形成了現代漢語「七大方言」說。這七大方言是：官話方言（又稱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隨著方言資料的不斷積累和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方言分區近年來又有了新調整。李榮等主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將漢語劃分為10個獨立的方言區，即除上述「七大方言」外，還增加了晉語、徽語和平語。這在漢語方言分區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現代漢語方言的特點和差異

漢語方言中差異較大，情況較複雜的地區多集中在長江以南各省，特別是江蘇、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皖南地區）、福建、廣東、廣西等地；長江以北廣大地區，尤其是華北、東北地區，漢語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方言大得多。

語音特點

官話方言的音系比較簡單，反映了漢語語音從繁向簡的發展趨勢；南方各大方言音系比較複雜，更多地保存了古代語音的因素。就聲、韻、調三部分來說，官話方言的韻母和聲調要比閩、粵、吳、客家諸方言簡單得多，唯有聲母方面，南、北方言各有繁簡，官話方言並不從簡。某些整體性的語音現象，例如音變現象、異讀現象等，南方各方言大都比北方方言複雜一些。聲母方面：北方方言聲母分類較細，南方方言聲母分類較粗。官話方言中的北京、西安、濟南等地聲母都在20個以上，而南方六大方言中，除了吳方言和「老湘語」以外，閩、粵、客家、湘、贛等方言聲母一般都不到20個。閩方言素以語音複雜難懂著稱，而聲母系統卻大都是所謂十五音，即15個聲母，如廈門和福州。韻母方面：官話方言的韻母比南方各方言的韻母簡單得多。官話方言區各地一般都只有30多個韻母，如北京、濟南、西安、瀋陽、成都等地，只有江淮官話韻母超過40個（揚州47個，合肥41個）。官話以外的方言中，吳方言、湘方言的韻母數目比較少（長沙38個，上海43個，蘇州49個，其餘客家、贛、粵、閩等方言區各地方言韻母都在50個以上）；韻母特別多的，如閩方言潮汕話、泉州話都有70多個，比官話方言韻母數多一倍左右。各方言韻母繁簡如此懸殊，主要體現在韻母中韻尾的保留和消失上。南方各方言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韻尾，特別是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而官話方言則保留韻尾比較少。聲調方面：南方方言調類多，北方方言調類少。官話方言和晉語一般以4個聲調為多，少數3個或5個以上。長江以南只有屬於官話系統的西南官話仍保持4個聲調，其餘各方言的聲調都在5個以上，湘方言和徽語5～6個，吳方言一般7～8個（只有上海是5個），客家方言、贛方言都是6個，閩方言7～8個，粵方言和平話8～10個（個別地方少於8個）。聲調數目的多少是反映方言語音複雜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聲調中有沒有保留古音中的入聲調類，又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話方言的重大差別。粵方言和平話的調類是漢語方言中最多的，牠們的入聲有3～4個調類。

詞彙特點

主要表現為：

源流差異。有的方言較多地繼承了古代漢語的詞彙，這些詞彙在別的方言已不用或少用，形成了某一方言的詞彙特色，南方閩、粵、吳等方言都有不少這類詞語。例如粵方言常用的「睇」（看）、「企」（站）、「行」（走）、「著」（穿）、「飲茶」（喝茶）等，閩方言常用的「目」（眼睛）、「箸」（筷子）、「索」（繩子）等，這些都是「自古有之」的古語詞，應該說是同源異流。此外，異源的差異也顯示出方言詞彙的特色，粵方言較多借入英語語詞，閩方言借入馬來西亞–印尼語詞。例如「手杖」一詞，粵方言稱「士的」，閩方言稱「洞葛」。北方、東北一帶則借入了一些俄語、滿語的語詞。

造詞差異。同樣的概念，漢語各方言往往採用不同的語素，從不同的角度命名，從而形成了一些詞形有別、含義相同或相近的方言詞。例如粵方言把「手套」稱「手襪」，湖北有的地方稱「手籠子」，從不同的角度選用語素。由於著眼點不同而產生的這一類同義異形詞是南北方言詞彙差異中最主要的一個方面。

構詞差異。漢語方言利用共同語的語素構詞，但在具體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閩、客家方言把「客人」稱「人客」，閩、客家、吳方言把「熱鬧」說成「鬧熱」，把「拖鞋」說成「鞋拖」（閩），都是把共同的語素顛倒的結果。附加成分的有無和不同，也形成不同的詞彙特點，如北方方言多用「子」結尾，南方方言常用「阿」開頭（表示人），等等。

詞義差異。詞形和意義之間的聯繫有一定的靈活性。不同方言的同一詞形在詞義上常有所不同，有的甚至與原來的詞義幾乎失去聯繫。這類因詞義轉化而形成的方言詞彙差別，最常見的是詞義的擴大和縮小。例如閩、粵、客家方言的「肥」和「胖」都稱「肥」，指人的「胖」和指動物的「肥」沒有區別；又如「水」在粵方言、客家方言都兼指「雨」，「下雨」稱「落水」；「蚊子」在長沙話中兼指「蒼蠅」。這些都是南方方言詞義廣、北方方言詞義狹的例子。也有南方詞義狹、北方詞義廣的現象，例如官話的「面」，普遍用來兼指麵粉和雜糧的製成品，如「小米麵」、「棒子麵」，兒化後還可以指碾成粉末的東西，如「胡椒麵兒」，而在吳、粵、閩、客家等方言中，「面」卻用來單指「麵條」。詞義轉化以至所指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方言中也時有所見，如「冤家」指「吵架」（閩）、「地」指「墳墓」（客家）、「客氣」指「漂亮」（贛），等等。總之，南方方言中閩、粵兩大方言在詞彙方面與官話方言系統各方言之間的差別最大，據粗略的統計，在日常生活用詞中，閩、粵方言與共同語不同的，總數約30%。

文法特點

漢語方言在文法上的差異性要小一些，主要表現在：

實詞的形態變化。實詞中表示文法意義的形態變化，即文法學上所謂構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獨特的表現。就重疊而言，閩方言莆田話單音名詞有的可以重疊，重疊後作謂語用，例如「目珠柴柴」（眼神獃滯）；陝西話單音名詞重疊後又可用作定語，如「盒盒粉」（用盒子裝的粉）；單音動詞重疊表示動作概遍性的意義是閩南方言的特色，如廈門話「出出去」（全部出去）、「收收起來」（全部收起來）。形容詞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疊，但形式各異，吳方言有前加成分重疊(AAB)、後加成分重疊(ABB)、雙音形容詞重疊(ABAB、AABB)、嵌詞重疊（A頭AB、A里AB、A透A透）等多種重疊方式。普通話和多數方言里的單音形容詞只重疊一次，如「紅紅」、「白白」，而閩方言的單音詞卻可以重疊多次，並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紅–紅紅–紅紅紅」，必要時甚至可以重疊至5次之多。

虛詞的不同用法。虛詞的運用是漢語文法的特點。漢語方言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特色。如助詞，表領屬關係的結構助詞「的」在官話方言中大體上都以舌音[t]開頭，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體上都以[k、g]等舌根音開頭。

語序的特點。各地方言的語序與普通話差別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結構，如主語–述語–賓語、定語和狀語在前、中心語在後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語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異。如狀語的位置，粵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詞作狀語時經常後置，例如：「你去先」（你先去），「食多」（多吃一點兒）等。補語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別的現象，例如「我打不過他」在粵方言中既可說成「我打唔過佢」，也可以說成「我打佢唔過」；吳方言的紹興話有「打伊敗」（打敗他）的說法。

句式的不同結構。如被動句：不少方言由於沒有專用介詞「被」，大多採用表示「給予」意義的動詞來兼表被動，如廣州話的「畀」、廈門話的「互」、梅州話的「分」、上海話的「撥」等，如廣州話「佢畀狗咬親」（他被狗咬了），廈門話「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動句的結構有些方言也與眾不同，如青海話用「給」表示被動，置於動詞之後，如「他的書看給了」（他的書被人看了）。普通話被動句中的「被」字後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動者來，而在南方一些方言里，卻非把主動者引出不可，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話說：「茶杯撥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此外，有的方言還存在一些特殊句型。如閩方言中有一些用「有」、「無」帶上動詞（或動詞結構）、形容詞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見。

漢語方言的研究

漢語方言的研究源遠流長。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著錄。漢語言文字從先秦發展至漢代有了重大變化。人們閱讀古籍已有許多困難。為了適應閱讀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漢代便興起了以詮釋詞語為主要內容的訓詁學。揚雄《方言》是漢代訓詁學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也是中國第一部漢語方言比較詞彙集。它的問世表明中國古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已經由萌芽狀態而漸漸地發展起來。

從漢末創製反切以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發展訓詁學的同時，又漸漸地興起了音韻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許多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等，牠們大都是「各有土風」的方言同音字表。隋唐宋時代，中國社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實行，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對共同語規範的要求十分迫切，著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語，因此繼隋代陸法言編撰《切韻》之後，又有《唐韻》、《廣韻》、《集韻》一系列韻書出現。但牠們與口語相距日遠，漸漸失去了規範語音的作用。14世紀初期，出現了元末周德清以反映北方口語語音的北曲為依據而編成的《中原音韻》，並以它為先導，以後產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統的韻書，如蘭茂《韻略易通》、畢拱宸《韻略匯通》等。這一類北音韻書對研究某些方音的歷史演變、對研究當地方音與其他官話方言音系的關係等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韻書以外，某些字書和筆記雜談類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錄，如唐代顏師古的《匡謬正俗》、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張位的《問奇集》等書中都談到各地的一些方音。從魏晉迄于元明時期，方言詞彙的研究專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見於筆記、雜談之類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胡應麟的《莊岳委談》、郎瑛的《七修類稿》等書中都有方言俗語的記載，但其規模和成就遠不及揚雄的《方言》。東晉的郭璞繼承了揚雄重視活的方言詞彙的傳統，為揚雄《方言》作了第一個注本。他以晉代方言與揚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指明某些漢代方言詞語保存在某地、轉移到何處或已發展為通語，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漢晉時期語言流變的不少材料。

清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鼎盛時期，漢語方言的研究也得到了比較全面的開展，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

1.撰寫了許多調查、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輯錄和考證對象，如錢大昕的《恆言錄》、陳鱣的《恆言廣證》、翟灝的《通俗編》等；有的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為調查考證的對象，如孫錦標的《南通方言疏證》、李實的《蜀語》、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諺》、楊恭恆的《客話本字》等。

2.撰寫了多種續補揚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駿的《續方言》、程際盛的《續方言補》、徐乃昌的《續方言又補》等，這類著作大都引經據典，就古文獻資料探求古方言詞語。

3.做了校勘疏證揚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的《方言疏證》、王念孫的《方言疏證補》等，這類著作有助於研讀《方言》。在清儒研究方言詞彙的著作中，章太炎的《新方言》取得了突出成就。它發揚了揚雄《方言》重視活的方言詞語、不受文字束縛等優點，吸取了訓詁學和音韻學的研究成果，採用了音、義結合的原則，能從語音的關聯上證明詞義之間的聯繫，探求詞的淵源，依據古今音變的條例來考釋詞源而不受文字的束縛，並且能以今天的方言事實來加以證明。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漢語方言研究進入了現代時期。現代漢語方言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和方法都發生了變化。它要求全面地調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語，使用音標和運用現代語言學的原理，記錄方言事實並分析牠們的特點和結構系統。1924年1月，北京大學成立方言調查會併發表了宣言書。規定了方言調查會的任務，制訂了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的記錄方言的字母，並且標註了14種方音作為實例。1927年清華學校組織了對吳語的調查。隨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倡導和組織下進行過多次規模較大的調查：1928～1940年先後調查了徽州方言、湖南方言、湖北方言、雲南方言和四川方言。這些調查取得了豐富的方言材料。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吳方言綜合性的調查報告和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影響很大。20世紀20～40年代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較注重語音的細緻描寫和分析，兼顧古今音韻的對比，審音比較嚴格，考證古音也下過很深的功夫。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標誌著漢語方言學已從過去傳統語文學的附庸地位發展成為現代語言學領域中一門獨立的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由於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這3項語文政策的貫徹執行，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受到了重視，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表現為：

1.方言普查取得了很大成績。例如據有關部門統計，當時全國除西藏外共有縣、市2,298個，已普查漢語方言1,849個點(以1縣、市為1個調查點)，編寫調查報告近1,200份，各省市隨後為操不同方言的人編出了300多種學習普通話手冊，其中已出版的有72種，還編寫出方言概況一類綜合性調查報告18種，其中有的已經正式出版。

2.出版了一批研究現代漢語方言、指導方言調查的專著和工具書，如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1955)、《漢語方言調查簡表》(1956)、《方言詞彙調查手冊》(1956)，李榮的《漢語方言調查手冊》(1957)，昌黎縣誌編委會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合編的《昌黎方言志》(1960)，袁家驊等的《漢語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的《漢語方音字彙》(1962)和《漢語方言詞彙》(1964)，周祖謨校箋、吳曉鈴編制通檢的《方言校箋及通檢》等。與此同時，還翻譯、出版了一些國外方言學理論的書。改革開放以來漢語方言研究進入了黃金時期，取得了重大進展。如出版了方言研究領域內第一份專業雜誌《方言》季刊；1981年成立了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有的省市相繼成立了研究漢語方言的學術團體，有的大學成立了漢語方言研究室；出版數量更多、學術質量更高的漢語方言專著。反映、吸收眾多研究成果的大型工具書《中國語言地圖集》、《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等的出版，更是漢語方言研究發展繁榮的象徵和標誌。

此外，近二三十年來，中國臺灣、澳門、香港以及日、美等國的學者也先後撰寫、出版了不少研究漢語方言的著作，為漢語方言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