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音（英語：Chinese Phonetics），研究漢語語音系統及其結構規律的學科。

漢語語音的特點是音節結構簡單，音節界限分明，聲調是音節的重要組成成分。漢語的音節結構有很強的規律性。元音是音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個音節內部最多可以連續出現3個元音，如iou（優）、uei（未）。輔音主要處在元音的前面，即音節的開頭；只有少數輔音可以處在元音的後面，即音節的末尾。處在元音前後的輔音一般只能有一個，在漢語中，不存在輔音叢。中國學者習慣把一個音節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三部分。聲母指處在音節開頭的輔音，如mɑ（馬）中的m，音節的開頭如果沒有聲母，就是零聲母音節，如ie（也）。韻母可以進一步分為韻頭、韻腹和韻尾3部分。韻頭和韻腹都是元音，韻尾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輔音。韻腹是一個韻母不可缺少的成分，如duɑn（端）、ɡɑi（該）中的u是韻頭，ɑ是韻腹，n和i是韻尾。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聲調指整個音節的高低升降，有區別意義的作用。現代漢語普通話語音用漢語拼音表示。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上經濟落後，交通不發達，因此漢語各方言語音分歧相當大，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本結構是一致的。方言之間的語音分歧主要表現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數目和內容不同。大致說來，除長江以南沿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臺灣各省和湖南、江西一帶以外，其他地區所說的漢語方言語音都比較接近，都屬於所謂「官話」區。在這廣大的官話區域內，北京話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從元代開始，北京就成為全國的首都，800年來，始終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除當地居民外，北京一直居住著大量的各民族和各地區來的人，這對傳播北京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話也就逐步成為官話區的核心，對全國各地發生影響。北京語音很早就已經成為全國各地區的人學習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語音標準。

從上古音到現代音的2,000多年時間內，漢語語音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即音節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3部分，2,000多年來漢語語音的演變主要是聲母、韻母和聲調內部的變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上古音聲母有32個左右，上古音韻母有30個左右，上古音的聲調還在討論之中。中古音一般以隋唐時期盛行的韻書《切韻》的語音系統作為代表。《切韻》並沒有系統地列出它的聲母系統，根據後人分析歸納，大體上和傳統的三十六字母相當。《切韻》把不同聲調的韻母算作不同的韻，每個韻用一個漢字來代表，如果只是聲調不同，就只能算是一個韻母，例如「微韻」、「尾韻」和「未韻」的區別只在聲調，實際上是一個韻母。《切韻》共列出193個韻，《廣韻》增訂為206韻，除去聲調的分別不計外，只有90多個韻。如果把該分開的韻母都分列出來，共有150多個不同的韻母。中古音的聲調分為「平聲、上聲、去聲、入聲」4類。平聲、上聲和去聲的區別主要是音節的高低升降不同，入聲則是韻尾收[-p]、[-t]、[-k]的韻，與相應的平、上、去聲的陽聲韻相配，如入聲覺韻，與其相配的平、上、去聲韻，分別是江、講、絳。近古音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編《中原音韻》的語音系統作為代表。《中原音韻》成書於1324年，正是元代戲曲盛行時期，周德清根據當時北曲作家用韻的情況歸納整理成書，成為寫作北曲用韻的準繩，對中國古代戲曲創作有很大影響。它所代表的近古音語音系統比《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語音系統簡單得多，接近於現代北京話。《中原音韻》可能共有20個聲母（不包括零聲母）。漢語的聲母系統從中古到近古大大簡化，主要是因為中古大部分濁音聲母到近古變成了清音，除[m-]、[n-]、[l-]等少數濁音聲母外，其餘都變成清音，與原來的清音聲母合併。《中原音韻》把韻母分為19個韻部，以兩個漢字命名，如「東鍾、江陽、支思」等，這只是韻母的大類，各韻部內還包括韻頭不同的韻母。19個韻部實際共包括40多個韻母。《中原音韻》把聲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類，與現代北京話完全相同。中古的平聲根據聲母的清濁到近古分為陰平和陽平兩類：中古清音聲母讀陰平，中古濁音聲母讀陽平。至於這一時期入聲是否已經完全消失，仍有不同看法，但入聲在當時已喪失獨立作為聲調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漢語語音研究

西元3世紀，中國就有了反切注音的辦法，據傳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國時孫炎，所著《爾雅音義》今已佚。反切的發明說明當時已能夠根據漢語語音特點把一個字（即一個音節）分為聲母和韻母兩部分。到南北朝時，沈約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聲的區別，從此奠定了漢語音節分為聲、韻、調3部分的基礎，揭示出漢語語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韻》為代表的韻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韻書根據聲母、韻母和聲調分析漢語語音，歸納出相當完整的語音系統，是漢語語音研究很重要的發展。到唐末宋初出現的三十六字母，則完全是為了歸納當時的聲母系統，已自覺地進入了語音研究的領域。宋元以後盛行的韻圖把韻書歸納出的韻母和三十六字母結合起來，整理成表格，便於人們查檢。雖然所用名詞術語紛繁蕪雜，有的不易理解，但由於把語音系統簡化成圖表，漢語語音的系統性就表現得更加明顯。清代學者研究語音的目的主要在於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對上古音以後的語音發展不大重視，稱《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為「今音」，很少有人專門研究。清末陳澧扭轉這種偏向，所著《切韻考》用逐字系聯的方法分析歸納《廣韻》的反切上下字，藉以考訂中古音的聲母和韻母。他所創的系聯法比較嚴密，結論基本可信，至今為人所引用。五四以後，西方語言學理論傳入中國，對漢語語音研究產生很大影響。瑞典學者高本漢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語音，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實際音值作出構擬，使漢語語音研究擺脫漢字的束縛走上音標化的道路。高本漢的著作很多，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版，1926），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把該書譯成中文，於1940年出版。譯本對原著內容作了必要的訂正和補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趙元任《音位標音法的多功能性》（英文版，1934）一文，從漢語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現象闡述音位的應用和理論，至今仍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音位學創始時期的重要著作。在此時期，李方桂《切韻a的來源》等三篇文章，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等文章，對中古音音值的擬測作出了巨大貢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並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這對漢語語音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從1956年起，進行全國性的漢語方言普查工作，編寫出各種學習普通話的小冊子，全國掀起學習普通話的熱潮。1949年以後，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著作有王力《漢語史稿》（上冊，1957）、李榮《切韻音系》（1952）、周祖謨《廣韻校本》（1960）及《唐五代韻書集存》（1983）、陸志韋校勘影印明刊本《中原音韻》，這一切都對漢語語音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至21世紀初，漢語語音的研究更加深入廣泛，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學、更加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