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文，龜茲在4世紀以前，未見使用何種文字的記載。西元1世紀，印度商人把婆羅米文字帶到塔里木盆地；西元2世紀時印度僧人帶來了梵文佛經；西元3世紀以後，龜茲佛教日益盛行，因而龜茲僧徒學習梵文者愈眾。正如4世紀末法顯經過鄯善國時所記的那樣,「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從兩漢至南北朝，龜茲官府文書和民間契約都用漢文。但從4世紀起，龜茲人民已經開始借用婆羅米字母記錄本地的語言，於是逐漸形成了所謂乙種方言（龜茲語）的文字。4世紀末已有僧徒用這種文字翻譯佛經。此後不僅僧徒用以譯經，民間亦漸流行。至6世紀後，官府文書和民間契約，亦採用之，與漢文並行。所以周連寬先生把龜茲文的產生時間定在西元4世紀，是有相當根據的。

又據東初先生之說法：「法國Pelliot于庫車附近發現龜茲語記寫的通行證，且其卷中，有玄奘來游此國時國王名字swapnate，據此可知龜茲語，在西曆7世紀中葉，尚屬通用的語言。」那麼，一直到西元7世紀中葉，龜茲文仍是很流行的。

目前，已經發現的龜茲文文獻甚多，有《Dharamapada》（《法句經》），《Mahapa rinivana》（《大般涅槃經》），《Nagaropama》（《古城比喻經》），《Karuna–pundarika》（《悲華經》），《Var nanarhava-yauana》（《佛德讚嘆偈》），《Pratimoksa》(《十誦比丘戒本》)，《Paytai》（《波夜提》第七十一至第八十五），《Prayayascitika》（《十誦律波逸提》第八十九、第九十），《pnalidesaniya》（《波羅提提舍尼》第一、第二），《Pratityasa mutpada–sastra》（《第十二因緣論》），《Smtyupasthana》（《念處》）的斷片，《Maitreyasamitinataka》（關於彌勒的劇本），《Nandacaritanataka》（關於難陀的劇本）……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最早的譯過來的佛經不是直接根據梵文或巴利文，而是經過中亞和新疆一帶今天已經不存在的許多古代語言轉譯過來的，比如焉耆語和龜茲語等等都是。」因此，在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龜茲文作出過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