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話，官話的一個分支，雖名稱中有「北京」二字，但並非北京話，更準確的說北京官話是熱河地區的方言，主要分佈於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廊坊市、涿州市，內蒙古赤峰市，遼寧省朝陽市、葫蘆島市建昌縣、阜新市部分地區。可分為京師片、懷承片、朝峰片、石克片四片。使用人口約1500萬。三聲四調，古入聲派入平、上、去且相對均勻。其中，（1）屬於北京官話區的承德市灤平縣是全國普通話標準音採集地。（2）朝峰片分類存在爭議，部分研究人員認為朝峰片應屬於東北官話，因為其詞彙及文法大多與東北官話相同，只是語調更接近於北京官話。（3）新疆地區的北京官話區集中在北疆，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匯集形成。

歷史、發展

西周分封燕國之前，北京居民操阿爾泰語系蒙古語組東胡語支。後來由於黃帝的進入、黃帝之后分封於薊（今北京西城區廣安門），北京開始操天水的隴中方言（黃帝語言）；特別是西周建立後，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區琉璃河），燕逐漸強大，東胡大部分被驅逐，北京開始操寶雞的關中方言（周族語言，與炎帝語言類似）。此後，北京也一直是漢族、蒙古語組諸民族（烏桓、鮮卑、契丹）雜居，於是北京官話的東胡烙印逐漸顯現，關中色彩則逐漸化。

遼金元時代，大量少數民族以北京作為首都並駐兵移民，時間長達四百三十年，漢語北京官話加深了與阿爾泰語系的接觸，並加強了與東北官話的聯繫，與漢語中原官話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離，處於開放環境中的北京官話發展迅速，成為方言內部分歧最小，語音結構最簡單、保留古音最少的漢語方言，時稱元大都話，成為現代北京官話的源頭。

明朝收復北京後，移民一百三十多萬各地的漢族人到殘破的北京，由於當時漢族人來源不一，漢族移民們都使用已占少數地位的北京漢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話作為通用語言，元大都話與現在的北京官話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此後，此後隨著元明清三代政治、經濟的集中，大量古話文學作品的產生和流傳，到了清代中葉，終於使北京語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漢語標準音地位。「五四」運動把白話文的傳播和北京語音的推廣結合起來，白話取代了文言在書面語中的地位，書面上和口頭上初步統一的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北京語音）基本形成。

民國時漢民族共同語叫「國語」，新中國叫「普通話」。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官話又擴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區的布爾津、富蘊、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區的托里、布克賽爾，石河子市、克拉瑪依市，庫爾勒市東北的博湖縣。

普通話歷史——西南官話一票之差不敵北京官話

北京官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通行的標準口語，與三個因素有關。第一是帝國治理以及強化文化認同的需要，第二是北京作為明清兩代的首都，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第三個因素則是19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歷的巨大變化促進了社會流動。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僕(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僱用譯員。」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過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

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藉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後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裡，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話、國語與老國音

現代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之前叫「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嚮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遊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漢族知識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系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於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此外，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宋代在《唐韻》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首都大都話為標準音。

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後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於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後，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開始，仍以南京官話為正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

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較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由於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其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透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創製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但是，由於盧戇章的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專注於廈門方言，未能成為影響全國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的主張也未能產生太大的影響。與此相反，憑藉漢字式拼音方案而蜚聲海內的河北人王照則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以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話受北方遊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族入關以後，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鑑漢語。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

1913年2月15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會上，南北之爭依然激烈，難以形成統一認識。由於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擔心南方勢力會一統天下。於是，他提議各省代表無論多寡均為一票。議長吳稚暉支持一省一票，但在會前就提出了「逐字審定」的原則，不再執著于以哪種方言或官話為標準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爭的進一步激化。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會議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字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老國音」。

「老國音」是一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雖然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為一種「人造語言」。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

「京國之爭」

「老國音」誕生之時，袁世凱正為宋教仁案焦頭爛額，顧不得推廣國音。不久後，二次革命爆發，再往後，又是袁世凱復辟帝制，更沒人去理會國音推廣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佈了「國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1920年國音字母發聲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國音」才正式在全國推廣。

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國音是主要以江浙派為主，雖然概括為「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但是也有人後來說，這隻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是以江浙吳語為基礎音的國語。京音是「純以北京話為標準」，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語音加入京音的。兩派爭吵非常厲害。於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1913年「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彙》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佈，在《字彙》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經常發生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的事。他們的國語聽起來很不一樣，很多字的讀音也不統一，教的人覺得難教，學的人覺得難學。就連灌制國語唱片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不無感嘆地說：「在十三年的時間裡，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辛亥革命之後，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

由於「老國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因此，語言學家們主張用京音代替「老國音」。

1920年11 月，黎錦熙約同吳稚暉、陸衣言、范祥善等，與張士一、顧實、周銘三、陸殿揚等大會于南京，討論國音問題。由於京音派堅持根本改造的主張，結果是不歡而散。

「老國音」的推廣恰逢五四運動，此時全國輿論都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也參與到了漢語改革的討論中來。

隨著文學革命的爆發，留學生中「廢除漢字」的言論也隨之興起。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國語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隨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胡適也著文支持錢玄同。緊隨其後，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複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推動下，「京國之爭」很快呈現一邊倒的趨勢。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討論《國音字典》的增修問題時，吳稚暉放棄了維護「老國音」的主張，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漂亮的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讀法為標準」。1932年，教育部公佈《國音常用字彙》正式確定「新國音」為標準讀音。

「新國音」確立後，南京國民黨政府藉助學校教育和電影、廣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統一運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淪陷區的國語統一工作陷入停頓。抗戰結束後，緊接著又是三年國內戰爭。因而，直到國民黨敗退臺灣，政府在全國統一國語的目標仍遠未實現。

「普通話」誕生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那麼，現代「普通話」標準是怎樣確定的呢？

新中國成立後，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經過研究最後決定叫普通話。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就普通話的方言基礎產生了激烈爭論，最後，大會決定採用投票辦法，從覆蓋漢語區的15種主要方言中，選出一個作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北京官話(以北京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話(以西南官話為基礎方言，以成都語音為標準音)獲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孫山；第三名是吳語(以吳語為基礎方言，以蘇州或上海語音為標準音)，獲46票；粵語(以粵語為基礎方言，以廣州語音為標準音)獲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文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普通話的文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範，並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