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讀（朝鮮讀作：리두，韓國讀作：이두），是以漢字表記朝鮮語（韓語）的一種方法。別名有吏書、吏道、吏刀、吏吐等。三國時代開始使用，直至西元十九世紀末。是研究古代朝鮮語的資料之一。

「吏讀」是在韓民族還沒有創製自己的文字時，根據當時的需要，借用漢字來標識朝鮮語的一種標識方法。它並非某一個人有計畫制定的，也不具有統一的理論體系，因此，即使是同一句話，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標識方法。例如，稱呼同一個國王《三國史記》中記載為炤知王，而《三國遺事》里記載為毘處麻立幹。另外，不同時期的同一個語句可能標識不同的意思。總之，人們的語言體系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停的變動，因此，自然而然地過去的語句與現在的相比會產生差異，也會經常出現這種情況，過去曾經使用過的語句，在某個時期消失了，現在已經沒有相關記載。另外，由於時代的變遷，語句也經歷了不斷的演變，以至於有的語句流傳至今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模樣。不僅朝鮮語在不斷的變遷，漢字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在不同時代中意思、發音都有所變動。因此，有些資料，雖然在當時是朝鮮語和漢語對應著記載下來的，由於當時的朝鮮語與現在的朝鮮語有所不同，漢字的語音和意思也與現在使用的漢字大不相同了，致使現在看到這些資料會不知所云。

韓國語標記的歷史

在古代，韓民族雖然有自己的語言，但是並沒有記載這些語言的文字，直到後來，隨著漢文化的傳入，漢字也隨之傳入到朝鮮半島，人們在學習漢字的同時，也利用漢字來標記本民族的語言。然而，至於漢字具體什麼時間傳入朝鮮半島，至今仍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是可以推測出，當初在朝鮮半島設立漢四郡即西元前2世紀時，漢字就已經在這塊土地上扎根了。

根據高句麗廣開土大王碑（西元414年），新羅真興王（西元540-576年）的碑文等來推測，4-5世紀左右，漢字就已經在朝鮮半島普遍使用了。7世紀左右，在高句麗已經編寫了史書，可見漢字在當時已經得到了廣泛的使用。然而，漢文和韓民族固有的語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很難把它應用於日常生活，不能靈活準確的表達韓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情操等，還有，固有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等也很難用漢字表現出來。因此，從三國時期初期開始，創製了借用漢字的語音或意義的標記方法，這種標記方法被稱總稱為「吏讀」，從碑文開始，在記載人名、地名、官職名時這種標記方法被廣泛使用。不僅如此，大約7世紀左右開始，還開始使用這種標記方法記錄歌曲，從真平王時期（579年-632年）的「悲星歌」等來看，這種標記方法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使用了，統一新羅以後，運用得更為廣泛。三國時期、統一新羅時期，在使用漢字的同時，創製了利用漢字的語音、意義的記載方法，不僅是固有詞語，而且還用它來記載文章。

進入高麗時期，漢文的使用逐漸普遍起來，借用漢字的標識方法也被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依據高麗時期塔記、石標等幾個種類的資料，很難瞭解當時的狀況。進入朝鮮朝時期，漢文的能力有所提高，制定了紀錄韓民族語言的文字，因此吏讀的命脈幾乎斷絕。由於「事大思想」的影響，出現了更適當而且簡潔的記載朝鮮語的訓民正音，被稱為諺文。需要記錄確切事情的公函、契約、報告等以漢文為主，特殊的이름씨、어찌씨、以及輔助性的「토씨」等都用吏讀記載，所以朝鮮時期存有很多含有吏讀的文獻、資料。

吏讀的名稱

吏讀是借用漢字的語音和意義的標識方法，過去稱為鄉札、吏讀、吏頭、吏吐、吏套等。鄉札的說法僅在1075年的《均如傳》行狀十門中第八門譯歌功德分的崔行歸序文中出現過，現在已經無法進行確切地考證。

可以推測，就如朝鮮語被稱為鄉言一樣，記載朝鮮語的方法就被稱為「鄉札」。雖然有的學者把「鄉札」和「吏讀」看作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事物，但是僅僅是由於使用時期的不同，其適用範圍不同而已，這種標記方法從根本上是一樣的，所以也把「鄉札」和「吏讀」看作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