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英語：Linguistics），以人類言語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探索範圍包括語言的結構和運用、語言的社會功能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語言學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語言學專指19世紀以來的語言研究和語言理論，廣義的語言學包括傳統的語文學和一些交叉學科。語文學以研究古代文獻和書面語為主，而現代語言學卻以研究近代、現代語言和口語為主，兼顧其他方面。
研究語言在某一時期的情況，稱共時語言學；研究語言在不同時期所經歷的變化，稱歷時語言學或歷史語言學。共時語言學通常是描寫語言學，它與歷史語言學相對；但是因為描寫語言學要對語言習慣如實描寫，不加任何褒貶，所以有時又被視為與傳統文法或規定文法對立的學科名稱。
除研究個別語言外，人們還對多種語言作綜合研究，試圖找出其中的共同規律，稱普通語言學。由於普通語言學是講一般性理論的，所以又稱為理論語言學。把語言學知識運用於實際工作，是應用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本來多指把語言原理應用於教學方面，但隨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應用語言學的領域越來越廣，已經包括文字創製、語言政策制訂、語言疾病醫療、通信技術研究乃至人工智慧研究等等。
人們對多種語言進行比較的目的可能不同。19世紀的歐洲學者想透過語音和詞形的比較追溯某些語言的親屬關係，稱歷史比較語言學。後來有人想用比較方法發現人類各種語言的某些共同現象，稱類型語言學。近來還有人為瞭解決教學或翻譯問題而對勘兩種語言的差異，這稱對比語言學。
起源和發展
西元前600～前300年，語言學有3個中心：中國、印度和希臘。
8世紀以後，阿拉伯語言學勃然而興，是較為後起的流派，並且受到希臘和印度語言學的影響。
19世紀以來的西方語言學，主要是希臘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在某些方面也是古代印度語言學乃至阿拉伯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中國語言學在周秦時代獨樹一幟，漢代以後音韻學受到外來影響，近代和現代的中國語言學者又從國外攝取了更多的營養。對於西方語言學，中國學者所產生的影響不多，但是中國文法學家提出的「虛字」、「實字」的區別，也曾引起歐洲學者G.von der加布倫茲、O.葉斯泊森等的注意和討論。
中國語言學
中國語言學史大致可以分為3個時期：古代期（西元前3世紀至西元17世紀初，約為先秦至明末），近代期（17世紀初至1898年），現代期（1898年至現在）。
先秦時代，孔子只偶爾談到語言問題，墨子、荀子談得多些。荀子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正名篇》）這裡正確地指出，語言有社會性，事物的名稱不決定於它的本質屬性，而決定於社會習慣。墨子多談語言與邏輯的關係，這既是古代希臘哲學家所注意的問題，也是現代語言學家所常常討論的問題。
中國的文字學和詞典學(包括字典學)起源最早，地位也特別重要。121年，出現許慎的巨著《說文解字》。該書分析字形，考究字源，注出字音，解釋字義，是一部系統嚴密、包羅宏富的詞書，當時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爾雅》約在西元前2世紀編成，它是漢語訓詁學名著，是中國最早的類語詞典。漢代揚雄的《方言》也是一部開山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詞典。
中國的音韻學隨文字學、訓詁學而興起，因為漢字有形、有義，也有音。漢代末年（3世紀），孫炎在《爾雅音義》中開始講反切，把字音分為聲母韻母。魏代（3世紀）李登著《聲類》，晉代（3～4世紀）呂靜著《韻集》，開了韻書的先河。按四聲分韻，大約始於沈約的《四聲譜》。以後各朝陸續有重要的韻書出現，如隋代陸法言等的《切韻》（約601），宋代丁度等的《集韻》(1037)，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應當指出，從漢代開始的音韻研究，由於後來佛學東漸，梵語拼音字母傳到中國，就更加發展。許多音韻學古籍流傳至今，我們對1,000多年來漢語語音的演變能畫出一個清晰的輪廓。
古代漢語單音詞多，一個詞兒不像印歐語那樣有標明文法特點的屈折形式，因而在組詞成句方面，虛字就特別重要。西漢《詩毛傳》註解《詩經》，許慎《說文解字》講文字，都談到虛字的文法作用。遠在1,800年前，這些書的作者已經注意到漢語的文法特點。
中國語言學的近代期有兩項重要發展：一是清代經學復興，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訓詁研究、文字研究都突飛猛進，超過了宋、明兩代，1899年後，還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二是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官寫了一些談漢語文法、音韻、方言的書，懂得外語的中國人也逐漸增加，從外國著作得到某些啟發。例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就得力於拉丁文法的學習，它是中國人寫成的第一部有系統的漢語文法書。
中國語言學的現代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由1898～1949年，第2階段由1949年至現在。
在第1階段，中國語言學有了很可觀的發展。由於考古資料的發現，古文字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峰。由於西方語言學的啟發，語音研究的成績超過了乾嘉以來的學者。在文法方面，也試圖擺脫印歐語系的羈絆，探索漢語自身特有的規律。
在第2階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實用，如制訂正確的語言政策，推廣漢語普通話，公佈《漢語拼音方案》，合理地簡化漢字，廣泛進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並為某些民族制訂或改進文字。在音韻學、文法學、漢語史、漢語教材編寫方面，已有顯著的成就。關於現代和古代漢語，已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詞典，並正在編印其他詞典。漢語方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計算機進行語言研究也取得了初步成績。
古代印度語言學
印度語言研究發源很早，約在西元前6～前3世紀已達到了驚人的高度。波你尼約在西元前4世紀就寫成了8卷本的梵語文法，描寫古典梵語。
古代至18世紀的歐洲語言學及阿拉伯語言學
遠在西元前5世紀，希臘的哲學家就討論語言的起源問題。有的說語言是自然產生的；有的說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西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派提出「整齊論」，認為詞形和文法結構都有規則，文法形式與語義是平行的；斯多阿學派則提出「參差論」，因為詞形的單複數往往與語義的單複數不對應，文法性別也往往與自然性別不一致。
約在西元前100年，狄奧尼修斯·特拉克斯編成了第一部希臘文法書，名為《文法藝術》。此書把希臘語詞類分為8類，但是只講詞法，不講句法。到了西元2世紀，阿波羅尼奧斯才寫了一些討論希臘語句法的書。他把句子分為主語、述語兩部分。2,000年來這是傳統文法分析句子結構的基本原則。
繼希臘文法學者而起的是拉丁文法學者。最有名的拉丁文法書是多納圖斯的《文法藝術》（約400年寫成）和普里西安的《文法規範》（約500年寫成），二者均為中世紀長期奉為經典的著作。
在普里西安之後約200年，阿拉伯語言學者異軍突起。8～12世紀，他們在巴士拉和庫費兩地（均在今伊拉克境內，「庫費」曾譯「庫法」）先後建立了學派，編出了有名的阿拉伯語詞典；並研究了阿拉伯語特有的三聯輔音詞根和發音方法。他們關於詞根、詞綴的定義，對19世紀歐洲語言學者，尤其是對F.博普很有影響。他們不但研究阿拉伯語，也研究土耳其語、蒙古語、波斯語。他們受希臘語言學的影響，但是比希臘語言學家的眼界要開闊得多。
與阿拉伯人相反，歐洲人在普里西安之後長期止步不前。直至過了1,000年，才出現一部值得注意的語言學著作，這就是17世紀法國巴黎附近波爾瓦羅亞修道院所編的《普遍唯理文法》。17～18世紀，此書一直被廣泛採用。在編寫時，作者以R.笛卡兒的唯理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認為一切語言都是表達思想的，雖有民族之別，可都有共同特徵。作者把詞分為9類，其中6類與人們的思維客體有關（如名詞），3類與人們的思維形式有關（如連詞）。這種語言哲學，300年後美國學者N.喬姆斯基又重新倡導並加以發展。
由16世紀至18世紀末，歐洲人的視野逐漸擴大：他們重新發現了古希臘語；學習了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認識了歐洲各國近代語言的重要性；接觸了與歐洲語言大不相同的亞洲、非洲、美洲語言，也接觸了與基督教傳統大不相同的多種文化。尤其重要的是，18世紀末發現了亞洲的古梵語竟與歐洲的古希臘語、拉丁語等同出一源，並把波你尼的梵語文法翻譯了過去。
19世紀的歐洲語言學
歐洲中世紀的語言學家比19世紀的人的視野開闊得多。他們利用當時的條件，大力開展歷史比較語言研究（那時稱歷史比較語文學），同時語言類型研究、民族語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語音研究也有很大進步。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工作，始於18世紀末。1786年，英國W.瓊斯提出，亞洲印度的古梵語與歐洲古希臘語、拉丁語有共同的祖先。1799年，匈牙利人G.沙穆艾爾又證明匈牙利語與芬蘭語同出一源。到了19世紀，從事這種研究的學者更多，如R.拉斯克、F.博普、J.格林、A.施萊歇爾等。他們考釋歷史音變，驗證詞項對應，給印歐語系編出了一個族譜。有的學者還根據梵語和歐洲古代語言，構擬出原始印歐語的形態。
除語言的歷史演變外，有的學者還注意到語言與民族的關係問題。遠在18世紀，德國哲學家J.G.von 赫爾德就指出，民族語言與民族心理有密切的關係。到了19世紀，K.W.von洪堡發揮了這個思想。洪堡認為，語言有「外部形式」和「內部形式」。外部形式是語音，無民族之別；內部形式是語義和文法結構，因民族而異。他的思想，給20世紀美國語言學家E.薩丕爾和B.L.沃爾夫開闢了道路。洪堡與德國學者F.von 施萊格爾都認為語言有三種類型：孤立型（如漢語）、黏著型（如土耳其語）、屈折型（如拉丁語）。他覺得屈折型最好；可是又說，漢語雖然沒有用形式表現出來的文法類別，卻自有其優勝之處。
20世紀的西歐、北美語言學
現代國外語言學有三個主要區域——西歐、北美和蘇聯。自20世紀初期至中期，西歐各派陸續建立，各有其獨立的傳統。30～70年代，美國學者提出了一些學說，對西歐有影響。蘇聯的語言學者受西歐、北美的影響較少，他們的學說在西歐、北美也沒有廣泛傳播，因此西方學者對它還沒有詳細而具體地加以評論。
從20～70年代，西歐、北美語言學有4項突出的發展：一是前半個世紀結構主義占統治地位；二是50年代生成文法異軍突起；三是50～70年代數理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應運而興；四是類型學研究和語言共性研究引起了廣泛興趣。與此同時，語言學與哲學、邏輯、心理學、神經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物理學、工程學關係越來越密切。有些交叉性學科變得十分專門，一般人已覺得難以瞭解。
一般認為，結構主義的鼻祖是瑞士學者F.de索緒爾，但是他自己並沒用過「結構主義」這個名稱。他研究語言採用3個二分法：
1.把「言語」(個人的話語)與「語言」（語言的系統）分開；
2.把柵性的「聚合關係」（如在「快走」、「慢走」中，按文法「快」、「慢」可以互相替換）和線性的「組合關係」（如在「快走」中，按文法「快」脩飾「走」）分開；
3.把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分開，而且認為共時研究比歷時研究更重要。這些理論，大部分已為語言學界所接受。
在索緒爾的間接影響下，並且透過自己的摸索，歐洲一些學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與索緒爾相似的結論，因此都被認為是結構主義者。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成績大小、影響大小也各異。一般分為如下幾個學派：法蘭西學派、布拉格學派、倫敦學派、哥本哈根學派。
美國的結構主義的興起，幾乎與歐洲的同時，但是背景和目的都不同。它的創始人是F.博厄斯，他所寫的《美洲印第安語手冊》出版於1911年，比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早幾年。一般認為，美國結構主義的主要代表是L.布龍菲爾德和E.薩丕爾。前者的《語言論》出版於1933年，後者的《語言論》出版於1921年，都是這一派的奠基之作。
對布龍菲爾德的學說提出挑戰的是N.喬姆斯基，他在1957年出版了《句法結構》，1965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論面面觀》。他的學說稱為生成文法。
喬姆斯基的學說發展到第二階段，60年代初期曾風行一時，但到了1965年，生成文法派內部開始分裂。許多學者從各方面批評生成文法。喬姆斯基的體系也多次進行了修改，經歷了第三個發展階段（70年代）、第四個發展階段（80年代）和第五個發展階段（90年代），他堅持句法自主的立場。與生成文法平分秋色的有幾派功能文法（功能語言學）：荷蘭的功能文法、系統功能文法、美國西部的功能文法等。在這些體系中功能（結構功能、社會功能）被置於中心地位，功能決定結構的選擇。
俄國和蘇聯語言學
19世紀60年代以前，俄國已開展俄語語言學研究，編出了詞典和文法書。19世紀末20世紀初，F.F.福爾圖納托夫在莫斯科大學建立了一個學派，J.N.博杜恩·德·庫爾德內在喀山大學建立了一個學派。他們都研究普通語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博杜恩·德·庫爾德內把「語音」和「音位」區別開來，對現代語言學尤其有貢獻。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語言學有兩個主要流派。一派繼承俄國傳統，繼續研究歷史比較語言學，同時又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例如L.V.謝爾巴。另一派反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提出所謂「新學說」，其領導人是N.Ya.馬爾。他認為，語言也跟許多別的社會現象一樣，是「上層建築」，有階級性。
在20～40年代，馬爾的「新學說」在蘇聯占統治地位。1950年，蘇聯語言學界展開了辯論，J.史達林批判了馬爾的觀點，他認為，語言沒有階級性，不是上層建築，因為它為全民服務，對哪一個階級都沒有偏愛。1956年後，蘇聯語言學界又起變化，語言學討論重新展開。馬爾的「新學說」不再有人附和，但是對於史達林的某些論點，有人進行過批評；對於西方語言學的新論點，也有人介紹和評論。
分支學科
語言學是研究人類語言的。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它用聲音來表達意義，但是聲音本身不是意義。把語言作為一個以音表義的體系來研究，這是語言研究的中心。語言學還與許多學科互相交錯，構成一條長而寬的地帶，其中包括好些分支學科。
語音學、音系學 語音學研究語音的物理屬性、人類的發音方法、語音感知的生理過程等。音系學研究一種語言有多少個不同的音，這些音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和關係，又稱音位學。有人把語音學的範圍擴大，連音系學也包括在內。
文字學 文字是語音的記錄，同時又有某些特殊功能。它也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文字學是研究文字的形狀、體系、起源、演變和發展的學科。文字學研究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書寫系統，不限於一個民族或國家。按漢語習慣，常把文字學作為漢語文字學的簡稱。
形態學、造句學、文法學、語篇學 形態學研究詞的構成方式和屈折方式，又稱詞法。造句學研究如何把詞組成短語或句子，又稱句法。按傳統說法，形態學和造句學合起來就是文法學，又稱文法。從傳統文法到生成文法，都把句子作為語言的基本單位。從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逐漸發展出一種「語篇文法」，以致形成語篇學。它以實際使用的連貫話語為研究對象，是文法（還有語義、語用）的動態研究。
詞彙學、詞源學、詞典學 詞彙學研究詞彙項目、詞彙意義、詞語關係。追溯詞的來源和歷史的是詞源學。搜集許多詞項，把它分類、比較、註釋的是詞典學。中國的字典學是詞典學的一個分支。
語義學、結構學、語用學 語義學研究詞項與概念及指稱對象的關係，揣摩各種詞義的異同、正反、上下、交叉等關係，剖析整個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義。如果語義學只管外延或字面意義，而不管語言從社會環境得來的意義，則仍然屬於微觀語言學的範疇。但是，只對語言結構本身進行研究，還很難自成一統。有人師承C.S.皮爾士、C.W.莫里斯、R.卡納普的學說，把語言學看作符號學的一個分支。他們說，符號學包括3個部分：意義學、結構學和運用學。在一般符號學中稱為「意義學」和「運用學」，在研究語言時稱「語義學」和「語用學」。意義學研究符號和所指客體之間的關係；結構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運用學研究符號的意義與符號的使用者、符號的使用場合之間的關係。然而符號的客體是客觀世界的各種事物，符號的使用場合是說話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一牽涉到這些，語言便再也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體系，語言研究也就再也不限於微觀研究，而伸展到語言之外，成為宏觀語言學了。
語音研究、文法研究、詞彙研究、語義研究和文字研究都是語言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邊緣學科。
語言教學與翻譯 語言教學自古以來是語言研究的動力，又是語言理論發揮作用的場所。無論在中國，在印度，在希臘，最早的語言研究都是為瞭解釋經典，教授學生。反之，語言研究的成績也會促進和改善語言教學。此外，制定正確的語言政策，有賴於語言學的幫助；發現和仔細觀察語言的歷史演變，正確認識古代語言、現代語言、標準語和方言的關係，也不能沒有語言學的指導。
翻譯自古以來是外語教學中的重要科目之一，並被視為一種藝術。現代人希望把翻譯變為技術，甚至試圖用機器來代人做翻譯工作，於是翻譯就更成為語言學家的重要課題。
社會語言學、方言學、方言地理學 語言是傳遞資訊的工具，又是聯絡感情、消除隔膜的工具，風俗習慣代代相傳，也依靠語言。使用同一民族的語言，語音、詞彙、文法格式也會因地區而異，還會因使用者的社會地位而異，以及因交際場合和使用目的而異。研究這些問題的是社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也研究語言選擇和語言政策問題。
與社會語言學關係密切的是方言學。「方言」這個詞兒，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自古以來，人們認為方言是民族語言的分支，因地區不同、交往不多而產生。漢代揚雄所謂「方言」就是這個意思。研究這種區域方言的學科，稱為方言地理學。但是近來學者們還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地區，甚至同一城市，人們的言語也因社會階層、職業、年齡、性別等等而有或多或少的差異，於是熱心研究所謂「社會方言」。
修辭學、風格學、話語語言學 這三門也都是與社會語言學交叉的學科。修辭學西元前5世紀起源於希臘，包括雄辯術和作文法。中世紀以來，修辭學在歐洲學校里是人文學科之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講究外交辭令，後來又出了劉勰的《文心雕龍》等專書，所以「修辭學」的名稱雖譯自外語，但千百年來修辭研究在中國早已是一門重要的專門學問。到了19世紀，修辭學在歐洲便成了文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與藝文批評合流。
1902年，瑞士語言學家C.巴利提出了「風格學」這個名稱。他認為，用語言來表達情感的方法是風格學應有的研究對象。近來又分為文學風格學和語言風格學。文學風格學近似修辭學，語言風格學近似社會語言學。20世紀初期，捷克語言學家V.馬泰休斯又提出話語語言學。他注意那些比句子大的語言單位，短的如幾句連貫的話，長的如整篇演講、整本書，都是研究對象。這門學問一方面牽涉到語言作品的內容和使用語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牽涉到組成篇章的手段和表達意義的手法，因此與修辭和文法都有共通之處。
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認知語言學 人們彼此對話時有物理、生理基礎，也有心理基礎。有人從語言出發去研究心理，摸索語言與感知、注意、記憶、學習等心理作用的關係；也有人從心理出發去研究語言，企圖弄清楚人們如何說出話來，如何聽到並理解他人的話。這些是心理語言學要做的事。研究心理學，不能不研究人腦的神經。探索人們學習語言、運用語言的神經學基礎，試圖做出人腦控制言語和聽覺的模型，這是神經語言學的任務。與心理語言學密切相關的是認知語言學，它從認知的角度探討語言結構和意義，著重解釋範疇化等問題，追尋語言結構的理據。
人類語言學、民族語言學 正如洪堡所說，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制度、宗教信仰、職業、親屬關係等會影響語言習慣；反之，語言對這些東西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研究這些問題的是人類語言學（「人類學的語言學」的簡稱），它從人類學立場出發，用人類學原則來研究語言。人類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交叉，尤其與民族語言學交叉。民族語言學研究民族類型、民族行為程式與人們的語言之間的關係，也研究一個個具體的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系統、語言與文化等）。人類語言學還有個特殊任務，就是設法把那些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記錄下來。
數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 數理語言學是研究語言中的數學性質的學科。目前它包括3個部門：代數語言學、統計語言學和應用數理語言學。它的研究範圍日益擴大，已從簡單的詞彙統計伸展到建立語言的代數模型，分析語義，探討人工智慧問題等等。
數理語言學興起約20年後，計算語言學也應運而興。計算語言學的目的，是闡明如何利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語言研究，其項目有統計資料，檢索情報，研究詞法、句法，識別文字，合成語音，編制機助教學程式，進行機助翻譯等等。由於計算機存儲量大，計算準確，工作速度快，又能用於起稿、改稿、存儲文稿和各種資料，對於語言研究有很大的幫助。隨著數理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的發展，近來興起了一門語料庫語言學。它能為一般語言研究、翻譯研究、詞典編纂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
哲理語言學、語言的哲理和語言哲學最早談論語言問題的是哲學家，目前哲學與語言學的關係更加密切。人們問：對於哲學概念的理解和闡發，語言學能起什麼作用？對於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和材料，哲學能起什麼作用？在目前語言學用語中，哲理語言學指語言學家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進行的研究，語言的哲理則指哲學家為研究語言而採用的方法。有人把二者合起來，統稱為語言哲學。但是人們又往往把語言哲學用來專指哲學家對日常語言的分析和理解，如英國哲學家J.L.奧斯汀所作的對日常語言的說明。
語言研究展望
1975年以後，語言學的進展比先前急速得多。對某些問題，各派意見漸趨一致；對其他問題，卻又更加分歧。英國的新弗斯派、法國的功能文法派、蘇聯的語言學者、美國的生成文法派和各國眾多的新興學派，都繼續進行著研究。中國的學者除繼承前輩的傳統並吸收國外的成果外，也正在試用新方法來探討新問題。
當今語言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語言學的本質是什麼？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是研究作為心理狀態的語言知識的，所以是認知心理學的一部分；但是人類心理又取決於大腦的物質結構，因此語言學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相反，美國學者D.海姆斯卻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研究語言而不管它的社會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許多別的學者一樣，確定語言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這也就是說，不能只用自然科學方法來處理語言，而要用社會科學方法。由此必然產生另一個爭論：研究語言應以結構形式為主，還是以文法功能為主？碰到一個句子，應該像喬姆斯基那樣，先把它分為名詞短語和動詞短語，還是先分為主語和謂語？傳統文法著眼於意義和功能，自然先講主語、謂語；喬姆斯基從形式出發，卻要先講抽象的短語結構和語符列。不過，60年代前後，在美國和歐洲已經興起了幾種功能文法。這些派別都與喬姆斯基背道而馳，可是側重點和解釋方法又各不相同。8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第三條路線：認知語言學，主張從認知心理出發去研究語言的結構和意義。
研究語言，重點應該放在句子上面，還是放在更大的單位上面？這又是一個時常引起爭論的問題。自古以來，文法主要是講句子結構的，修辭學則既講選詞造句，又講謀篇布局。如果研究語言的人想用技術手段來理解自然語言，處理那急劇增加的科技文獻和社會資訊，他自然力圖用數學方法來處理語言。這樣他就不得不以句子為主，因為在比句子大的單位中，可變因素太多，難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關心的是交際功能和社會效果，他就不能不縱覽全文，關懷全局，既諦視上下文貫串照應的方式，又探討語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隨境變的問題。
語言學家自古以來常常談到語言的共性。喬姆斯基及其追隨者認為，可以從英語這樣一種民族語言入手，摸索出各種語言的共性。J.H.格林伯格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先列舉若干種語言的相似點，再逐步找尋一切語言的共性。為了追求語言的共性，喬姆斯基已經放棄了大多數轉換規則；另一派如G.蓋茲達等人則連一條轉換規則也不要。究其原因，無非是感到轉換規則因個別語言而異，無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
電子計算機的使用，是今天語言研究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藉助於計算機，詞彙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準確性，文法分析也達到了新的水準，語義分析則正在試驗中。但是即使只是處理視覺和聽覺材料，把兩種材料彼此配合，計算機目前還遠不如人腦；至於人生知識和社會知識方面，計算機比之人腦自然更相去懸殊。人工智慧研究的目的，是使機器能像人那樣思維，那樣控制並使用語言。不過到目前為止，語言還只有人類能靈活運用。有人相信，語言終將為人類和機器所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