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鶻文（英語：Uighur Script），又稱回紇文。回鶻人使用的拼音文字。自唐代至明代（8～15世紀）主要流行於今吐魯番盆地和中亞楚河流域。用這種文字記載的文獻，于近代在哈密、吐魯番和甘肅等地被發現。11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13世紀的《蒙韃備錄》都曾記述過這種文字。

根據九姓回鶻可汗碑等文物推斷，回鶻文是在粟特文字母的基礎上形成的。回鶻文開始使用的年代，尚無定論。10世紀後，今新疆南部回鶻人雖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但回鶻文並未完全停止使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抄的《金光明經》回鶻文譯本，證明這種文字一直到17世紀仍在被使用。字母數目各個時期不盡相同，最少為18個，最多達23個。23個字母中有5個字母表示8個元音，18個字母表示22個輔音。在早期文獻中有的字母表示兩個以上的音，于相應字母的左方或右方加一個點或兩個點予以區別。字母分詞首、詞中、詞末等形式。有句讀符號。分印刷體和書寫體，書寫體又分楷書、草書兩種。楷書用於經典，草書用於一般文書。行款起初由右往左橫寫，後改為從左往右豎寫。

回鶻文字母在元代為蒙古族採用，形成後來的蒙古文。16世紀以後，滿族又仿照蒙古文創製了滿文。

現存回鶻文文獻甚多，包括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經典、醫學著作、文學作品、公文、契約、碑銘等。明代《高昌館雜字》傳到歐洲後，德國人J.克拉普羅特於1820年出版《回鶻語言文字考》。1870年，匈牙利人H. 萬伯里發表《回鶻語文獻與福樂智慧》。19世紀末，俄國人V.?V.拉德洛夫翻譯並出版了《福樂智慧》全文。隨著20世紀中國西北考古工作的興起，已出土大量文獻，現多存於歐洲。

近年在新疆陸續發現新的文獻。中國、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學者對回鶻文及其文獻有較多研究。

古回鶻文是古回鶻人借用粟特字母創製的一種文字。

9世紀60年代，回鶻由漠北遷至天山以北。唐通七年（西元886年），回鶻新首領僕固俊大敗吐蕃大將尚恐熱，奪取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地，最後以吐魯番綠洲為中心，以高昌為首府，北庭為度夏陪都，建立了高昌回鶻王國。

高昌回鶻立國之初，國勢強盛，疆域遼闊：東起哈密，西至冰達坂（阿克蘇北部），南抵焉耆至塔里木北緣、羅布泊等地，與喀喇汗王朝對峙，南面與于闐國隔磧相望，形成了西域三足鼎立的格局。

高昌回鶻建國時，摩尼教已居于統治地位。

回鶻人改宗對本民族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使回鶻這個粗獷尚武的民族接觸到一種本身就包含有豐富文化遺產的宗教教理。摩尼教徒們賦予經書非常突出的地位。回鶻最初本無文字，漠北時期採用突厥儒尼文作書面語，僅擁有一種初級的文字體系。西遷之初，儒尼文仍在使用，後逐漸廢棄。為了用回鶻語言來翻譯摩尼教經文，抄經師們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字體系，即通常所說的「回鶻文」，它使回鶻人在西域諸民族中榮享書記官的美名。

回鶻文是一種音素文字，字母有18到22個不等，前後期數目有所變化。書寫分從右至左橫寫和從上到下直寫兩種形式，字體分木刻印刷體與書寫體兩種。書寫體又分楷書和草書，楷書用於寫經，草書用於一般文書。回鶻文外觀與粟特文無異，區別僅在於不用粟特文中四個表意符號。使用一點或兩點作標點符號，用四點表示段落，《牟羽可汗入教記》就用這種文字寫成，它繪聲繪色，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回鶻文中外來詞彙很多，漠北早期因遊牧生活較為單純，回鶻語言中詞彙不多，且範圍狹窄。摩尼教傳入後，一批宗教和農業、商業社會的詞彙進入回鶻語言。在高昌回鶻人廢棄儒尼文改用回鶻文之後，因受當地自漢代以來形成的強烈的漢文化氛圍和留居的大批漢人的影響，大量漢語詞彙被借入回鶻語言和回鶻文中。回鶻文的大量漢語借詞，反映了漢文化對高昌回鶻文化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它折射出當地漢文逐步回鶻化的歷史。

回鶻文使用範圍很廣泛，除被用在民間交際中外，還普遍用來翻譯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的經典、禱文、文約、詩歌、故事等。回鶻文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契丹小字雖形仿漢字，但讀音規則則取自回鶻文；蒙古文也是借用回鶻字母拼寫，蒙古文後來又影響了滿文。回鶻文在中國中古時期成了多民族語言融合交流和相互借鑑的紐帶。

西元9世紀中葉，回鶻發生外患和內亂，一部分回鶻人西遷到龜茲，在這裡建立了龜茲回鶻國家。古回鶻人原系遊牧民族，進入龜茲後，在當地較發達的文化影響下，逐漸捨棄遊牧生活，轉入定居的城市和農業區生活。這樣，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方式的發展，回鶻文作為回鶻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回鶻文的繁榮還和佛教的盛行密切相關。古回鶻人在西遷以前雖然已有接觸佛教的跡象，但是其全面接受佛教文化還是西遷進入新疆以後的事。

古回鶻人為了更好地接受了佛教文化，就用回鶻文翻譯了大量佛經。這種回鶻文佛經有兩個來源：一是譯自當地的古代語言，即龜茲語或焉耆語；另一種譯自漢文。我們現在將主要回鶻文佛經列舉如下：《金光明最勝王經》《俱舍論安慧實義疏》《妙法蓮華經》《八陽神咒經》《華嚴經》《阿彌陀羅尼經》《大雲清雨經》《彌勒會見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雲清雨經》《大方便佛報恩經》《慈悲道場懺法》《金剛經》《十方平安經》《七星經》《無量壽經》《聖一切如來頂髻中出傘蓋佛母余無敵總特》《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十業道佛譬喻經》《玄奘傳》，以及大量關於本生、譬喻的故事等。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跋文中有如下一段話：「後學的別失八里人僧古薩里又從漢語譯為突厥語。」說明大量的回鶻文佛經是從漢文佛典中譯過來的。

回鶻人除了透過翻譯與印刷佛經來大做佛事功德外，還出錢捐建石窟寺廟，塑造佛像，繪製壁畫，同時畫出施主的肖像，寫出施主的名字或官銜。在龜茲石窟中出現了許多的回鶻文題名或題記。如庫木吐拉石窟79號窟前壁窟門北側畫有四軀供養人跪像，像高67厘米，著回鶻裝，計兩男兩女，另附一身童子像。第一身為男像，榜題字跡已不清；第二身為女像，漢文榜題為：「頡里思力公主」，旁並書一行回鶻文；第三身為男像，漢文榜題是：「同生阿兄彌希鶻帝嘞」，旁並書一行回鶻文；第四身為女像，漢文榜題為「新婦頡里公主」，旁並書回鶻文一行。又如庫木吐拉石窟42號窟的右壁有回鶻文題記八行，這些均為研究古回鶻文字提供了珍貴的資料。